在處理問題上要公平公正，作為香港聯想董事局的主席，我要以香港聯想的利益為出發點，在保證北京聯想利益的同時，要真誠考慮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為是以我坦蕩的胸襟和奉獻的精神，以及處理問題的果斷和堅決，注意反複溝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賴和尊敬。香港聯想的事情我幾乎每一件都及時和曾茂朝、李勤兩位董事商量，當時倪還不是董事。大事還及時向北京總裁室介紹。因為我知道北京的同誌很難設想在海外推進每一件事的艱難。另外，“先把餅做大，再考慮如何分餅”的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倪光南和呂譚平在香港聯想研究開發中心的指導思想是有矛盾的，這種矛盾也擴展到了方方麵麵。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誌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從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認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誌是由於主觀推斷的懷疑導致了向上麵告惡狀的結果。
從去年到今年，兩次若幹個問題，當倪光南同誌和我在工作中意見分歧尖銳的時候，他就向院領導告我經濟方麵有重大問題的狀。一個問題調查清楚了，解釋完了，就又來一個問題，不把我打入監獄絕不罷休。院調查組認為他是主觀推論得出的懷疑，我則認為他是有意中傷。對聯想集團的技術開發方向和路線及具體管理方式，我與倪光南同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對於一個企業來說，總裁和總工意見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當總工不能服從總裁的決定，並用激烈的方式反對，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為這種工作中的意見分歧發展到對人的品質進行惡性中傷，試圖打倒對方，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令人憤怒，使矛盾的性質轉成對抗性的，以致無法調和。作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艱難的，最難的地方在於冒風險，冒商業風險和政策風險。越過風險以後全體同誌共享共同拚搏的成績，如果越不過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來品嚐苦果。
政策風險的產生是因為我們國家的政策法律是在不斷地演變、完善。企業要理解在轉軌期國家法律的和政策的不嚴密。國家也應該允許企業在不成熟的政策麵前有轉圜的能力。這都是要通過人來實踐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惡的不同就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即使我們極其小心地、戰戰兢兢地處理各種敏感問題，也照樣有可能導致鋃鐺入獄的結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斷從工作中找出各種毛病上綱上線，那麼企業的領導人就隻有兩條路，要麼辭職，要麼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業一起坐以待斃。
今年當院調查組又一次根據倪光南同誌的控告對我進行調查時，我的態度一度是有些消極的。這是痛苦和氣憤之後的消極，是因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怕因為不團結影響了聯想的發展而痛苦，氣憤是為了受到意想不到的中傷而氣憤，消極則是因為又一次對我進行背靠背的調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給誰幹，還值不值得再幹。院領導、調查組的同誌給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確表示對我的信任，總裁室的同誌也積極支持我的工作。我在這裏明確表示，聯想的事業是科學院的事業，是國家的事業。今天我的發言是最不像總裁的一次，11年了，讓我的眼淚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請大家原諒！倪光南：“將我免職，他應該高興才是。”目睹柳傳誌的情不自禁，倪光南絲毫不為所動。他顯然並不認為有什麼事情值得柳傳誌傷心。“那隻是表演，”他後來對一個記者這樣說，“將我免職，他應該高興才是。”他在會議之前曾經表示，希望董事會不要召開這個會，而他願意以健康的原因辭職。但是董事會更希望讓員工有個機會了解事情經過，以便驅散籠罩在公司頭上的那片烏雲，所以堅持召開會議。
現在輪到倪光南發言。他緩緩起身，麵無表情，手裏沒有講稿，說話音量不高，語氣平和，就好像剛才宣布調查的結果、撤職決定，以及那麼多人的講話都和他無關：各位領導、各位同誌：我以前學的計算機，也學過無線電，所以我剛開始工作時隻會做硬件。但是後來環境有變化，我在國外學習的時候，國外每個人有個終端，這樣我就可以在終端麵前學習很多軟件的東西。回國以後慢慢地適應，就轉向軟件方麵。所以我覺得工作環境的變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學習的機會。我這次因為被免去行政職務，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覺得我還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對大家有幫助。這次科技大會，我覺得最大的體會是我們整個新時期的目標就是科教興國。我認為責任不同，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們想一想，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全心全意達到這樣一個目標，盡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為了這個大目標，特別是我們聯想集團肩負發展民族計算機工業的責任。所以我們作為自己來講，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大目標。而全心全意為了這樣一個大目標工作，永遠是最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