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人全都等著他檢討自己或者回擊總裁，但是直到最後幾句，才可以算是回應柳傳誌的講話：最近因為公司裏發生的一些情況，從不同的渠道外麵有些反映，也問我。我回答三句話：第一，倪光南還在聯想，這是事實；第二，我還在工作，這也是事實；第三句話是，請董事長反映到院裏去，務必請院領導能夠知道，因為據說院領導在考慮分配工作的問題。我希望能將意見反映到院裏，如果我還能工作的話，我始終將為聯想工作。董事會信奉“家醜不外揚”的信條，不想把這件事弄到公司之外，可是敏感的記者早都看出情況不對。
他們不僅追逐此事的來龍去脈，還試圖看穿一切。最後這一事件被歸結為“市場派”和“技術派”之爭，或者像薑奇平所說，“是知識和資本的矛盾。”薑與另外幾位年輕人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最活躍的評論者，專以批評計算機產業那些成功的大企業為己任，遇到聯想發生這樣的事情，自然不肯放過。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道路的必然衝突。他在《知本家風暴》裏與另外兩位作者，王俊秀和劉韌，一起寫道：“在這一衝突中，最初技術派總是處於下風，於是，總工程師出走，成為中國知本市場一道獨特風景。”很多人不同意這個結論，比如曾茂朝就認為北大方正就是“技術領袖不斷趕走總經理”的局麵。不過，大多數人在當時都會承認，當時中國的確有“市場派”和“技術派”之分，兩者之間也的確存在衝突。
倪光南當時的身份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非同小可，身後還有一大批院士為他鳴不平。由於擔心事情會超出公司董事會能夠控製的範圍，李致潔和曾茂朝覺得有必要取得更大的支持。7月20日，這兩人來到國家科委，向朱麗蘭和惠永正兩位副主任彙報事情經過。當日記錄表明，這次談話最後還是歸結到“首席執行官和首席技術官究竟誰說了算”的問題。惠永正很清楚地表明“搞技術的應聽總裁的”。他說：“一個單位總要有人最後拍板，不能是‘三國演義’。很多成果不能轉化，是因為發明人什麼都要自己說了算，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但是朱麗蘭試圖超越事務性的糾紛。她對曾茂朝說：“總裁和總工的責權利要分清，什麼是總裁決策，什麼是技術幹部決策。
公司就是總裁說了算也不對。高級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要有製度建設。你們肯定是怕，怕吃不了兜著走，所以找我們談。我不是支持柳傳誌或倪光南，是因為既然影響事業，就要采取措施。要提醒柳傳誌吸取教訓。某種程度上，柳傳誌也有責任。”無論是評論者還是官員，都把話說得高屋建瓴。不過，事情本身的含義也許沒有那麼嚴重。公司高層領導者之間的衝突在任何一個國家裏都是常見的事。我們國家的獨特之處不在於爭端本身，而在於解決爭端的方式所具有的中國特色，其情形有如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和曾茂朝的一段對話，雖然不那麼堂而皇之，但卻有可能切中要害。周光召說：“你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曾茂朝說：“我搬起石頭的時候，還沒有想到它會掉下來。”
技術的力量與推動技術的力量
柳傳誌手上一直捧著兩塊石頭，一塊是倪光南，已經掉下來了。現在他決定把另外一塊也徹底放下，那就是所謂“技工貿”。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是這樣來表述公司的發展道路的，比如1990年3月19日，他在一次演講中闡述聯想取得成功的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個是“國內外市場的基礎”，第二個就是“我們拚力創建了一個技、工、貿結合的立體結構”。根據公司檔案的記載，他在此後幾年多次闡述這個思想，說得頭頭是道。直到1995年的夏天，他在公司內部的會議上第一次把“技工貿”改成了“貿工技”。
很多人在開始時都以為他是隨便說說的，其實裏麵大有深意。他是那種一旦下定決心便義無反顧的人，所以後來用很大的精力向公司內外解釋他的轉變。這一問題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為“技術”和“貿易”哪一個更重要，進而還可以引申出我們在前邊曾經涉及的那個問題：倪光南和柳傳誌哪一個對公司的貢獻更重要。有人直截了當地指出，這是柳傳誌在試圖擺脫倪光南的影響。但是柳傳誌說，他的轉變並不包含個人的恩怨。他也不認為這是一個“誰先誰後”、“孰重孰輕”的問題。事實上，1993年冬季以來，公司的研發中心就讓他頭疼，這個中心一直沉浸在技術至上的氣氛之中，花掉的錢超過利潤的40%，可是他們的成果很少能夠變成產品，即使做成產品也很難成功。“這個事讓我琢磨了很長時間，”柳傳誌說，“後來得出一個結論：不把銷售渠道理順，再好的技術也是不行的。”倪光南毫無疑問是主張“技工貿”的。他指出：“聯想是典型的依靠技術儲備發展起來的公司。”最有利的證據是“聯想式漢卡”。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批評那些主張“貿易領先”的人可能沒有看柳傳誌在聯想集團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在這個有中科院、北京開發區領導參加的大會上，”他提醒道，“柳傳誌總結說：‘聯想集團以開發成功聯想漢字係統起家並由此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