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增大和日本對華政府資金合作規模的縮小，2005年日本對華日元貸款降至748億日元(不足9億美元），其在中國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由最高年份1994年的27%，2000年的10.4%降至2006年的3%以下，在中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更是下降到0.3%S與2007年3月底中國外彙儲備12020億美元、2006年底超過16萬億元的中國居民儲蓄存款關於日本的對華政府開發援助，詳見金熙德《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第六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相比，日元貸款的比例更是顯得相對微小1972年中日複交以來，中日民間交流有了長足進展，積累了深厚的基礎。中日人員往來從1972年的不足1萬人次發展到了2006年的450萬人次。截至2006年，中日地方友好城市已有300多對，每周往來於中日間的各種飛機航班達540架次。中日文化交流十分活躍。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學子留學日本熱潮經久不衰，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接受的外國留學生中所占比例長期占首位，以致如今在日本形成了規模約40萬人的“新華僑”；日本也有越來越多的學子留學中國，截至2003年底，留學中國的日本學生人數已達16084人（同期居第一位的韓國在華留學生人數為36093人）。日本動畫片和大眾歌曲深受中國年輕一代喜愛，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音樂也廣為日本民眾所喜歡。這種密切往來局麵不僅在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上是首次出現，而且也在中國和日本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相比也都居於前列。
然而，與上述中日經貿關係與民間交往軌跡呈現出的上升曲線背道而馳，中日政治與安全關係以及相互民族感情的演變軌跡卻勾勒出了持續惡化的下行曲線。21世紀初期的中日關係呈現出了兩重性的強烈反差：一方麵，日本依然是中國最重要的經貿夥伴之一；但另一方麵，日本又是最不確定且又日益強硬的政治與安全領域對手，以及最敏感的民族情感因素與交流對象。近年來，因日本決策層不斷做出美化侵略曆史的舉動和在台灣問題上采取幹預姿態，以及中日兩國在領土、海域、安全、資源等現實利益問題上不斷發生碰撞，導致了“曆史問題”與“現實利益”的惡性循環，使中日關係呈現出“政冷經熱”的矛盾特征。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日本研究界就開始以“政治冷、經濟熱”一語來概括冷戰後中日關係逐漸顯現的雙重特性。近年來，中日兩國政府和社會各界也逐漸接受了這一概念。中日間出現的關於中日經貿關係的全貌，詳見本書第五章。
經貿關係持續發展、政治關係波瀾起伏的“政冷經熱”局麵，對“兩國經貿關係的加深有利於政治關係的加強”這一國際關係的一般命題提出了挑戰，從而也對每個從事中日關係的研究與實際工作的人員提出了揭開其中謎團的課題。
如何詮釋“政冷經熱”這一頗為令人困惑的現象呢？
究其根源，這一現象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兩國的政治目標相互矛盾、經濟目標相互重合、政治關係與經貿關係相對分離、兩大領域發展失衡而導致的結果。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日政治關係進入了重新調整、重新定位的轉折期，兩國在規範相互關係的基本準則上不斷出現矛盾與摩擦。其基本形態是：（1)日方不斷衝擊1972年以來兩國就曆史、台灣、領土等主要問題形成的政治原則，中方對此做出適度的回應；(2)中日圍繞“曆史問題”和“現實利益”的摩擦出現惡性循環局麵；（3)兩國民眾的相互感情和輿論氛圍不斷惡化，這又對兩國政治關係形成了負麵牽製，導致了“政治關係”與“輿論環境”的惡性循環。
中日政治關係進入新的轉折期，具有國際環境演變、中日國內條件變化以及相互作用方式轉變等多層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