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環境變化是導致這一新局麵的外部原因。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日本“泡沬經濟”破滅後，美國逐漸把中國視為東北亞地區的下一個主要潛在對手，開始加大“扶日抑華”的力度，日本的對華政策也隨之漸趨強硬。特別是1994年以後，美日兩國不斷加強排他性的雙邊軍事同盟，特別是日本不斷強化對美軍事支援態勢，增大了對中國安全環境的負麵壓力，惡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圍丄。
日本國內政治變化是中日關係出現新局麵的重要原因。隨著以社會黨為代表的“革新勢力”的衰落，日本政界出現了“總體保守關於中日關係麵臨的國際環境，詳見本書第二章。
化”趨勢；隨著吃“美式黃油”長大的“戰後新生代”成為各界主流，對中日關係史缺乏了解、對侵華曆史及中日睦鄰友好的意義缺乏認識的新一代勢力開始掌握日本各界的主導權。在此背景下，否認侵略曆史、主張遏製中國、要求擺脫“曆史贖罪意識”的右翼鷹派勢力逐漸占據政界主流，中日在曆史、台灣、領土等問題上形成的政治原則不斷受到這股勢力的衝擊，日本的報刊、電視等大眾媒體和社會輿論總體上向右轉，對華友好勢力衰退，對華輿論環境惡化。
中日兩國相互條件的變化是中日關係重新調整的雙邊基礎。
其一，中日國力對比出現新趨勢。中日經濟發展勢頭出現“中盛日衰”之勢，兩國對外戰略出現了“中穩日急”之差，以中國國力逐年追趕日本為背景的“兩強競爭”局麵初露輪廓。在這一趨勢下，中日相互心理出現複雜局麵，2000年的“中強日弱”、150年的“日強中弱”、複交以來的“中日友好”、近年來的“政冷經熱”以及輿論和民眾感情惡化等因素的合力，促使中日關係在理性與情感、曆史與現實之間震蕩和搖擺。
其二，中日政治與安全關係進入“漂流期”。20世紀70-80年代那種在“共同抗蘇”戰略下形成的向心力業已消失，美國“分離中日”策略的負麵因素增大，中日圍繞曆史認識、發展戰略、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的相互競爭逐漸上升；與此同時，中日相互作用方式也發生了變化，1972年以來形成的以“最高領導人的決斷”、“重要人物的溝通”或“友好渠道的影響”等方式解決政治摩擦的交往機製日益衰退，適應兩國關係新局麵的新型交往機製則尚未成熟起來。
其三，中日輿論環境出現新局麵。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中日兩國的媒體和輿論對本國政治與外交的影響日益加大，其相互間的影響也日益密切化、複雜化、敏感化。20世紀90年代前期，先是日本“戰後新生代”開始掀起對中國說“不”的輿論浪潮。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中國的社會現代化、崗位民營化、生活富裕化、信息因特網化、言論多元化的進展，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代”、“因特網一代”乃至“獨生子一代”開始對日本的強硬姿態做出強烈反應。以“曆史問題”為例，先是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們喊出“超越‘贖罪意識的口號，掀起否認和美化侵略曆史的浪潮。對此，中國的年輕一代深感震驚和憤慨，自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以來掀起了反擊浪潮
其四，中日相互作用的範圍不斷擴大。中日相互作用的區域性和全球性不斷提高，兩國間的雙邊關係正逐漸融入多邊國際體係，因而越來越受到國際局勢和輿論的製約和影響。中日政治關係的持續冷淡局麵正越來越引起東亞各國、美國、歐盟以及其他地區各國的廣泛關注和關切中日是同處“東亞”這一地緣政治區域的兩個大國。在數千年的古代曆史上，中國一直是東亞“華夷體係”的中心國家，日本則是這一體係的邊緣國家(晚清中國人稱日本為“蕞爾小國”）。19世紀後半期以來，日本迅速上升為東亞最強國，中國則淪為貧弱的邊緣國家，經受了百年屈辱。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政治大國化和日本的經濟大國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國化趨勢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趨勢則又日趨明顯，在其交彙點上開始碰撞出“兩強競爭”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