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在曆史上曾經相互交替地占據了同一東亞地區的中心國家地位。因此，當今兩國的大國化趨勢並不完全屬於“新興大”相對於早已成為發達國家的日本而言，中國的信息傳播和輿論形成方式的變化速度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尤為顯著。中國民眾2003年在網上簽名抵製日本企業參與京滬高速鐵路建設、2005年簽名反對日本“入常”以及上街遊行抗議日本歪曲侵略曆史，皆是其例證。目前，中國的新聞媒體數量名列世界前茅，2006年底因特網用戶已達1.5億，手機用戶已達4.61億，這些都已遠遠超過日本。在中國，接受信息和發表意見的條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局麵，日本否認和美化侵略曆史等刺激性動作很容易激起中國社會的強烈反應。
嚷2005年以來，筆者應邀與美國、歐洲一些國家、韓國以及其他地區的學者和外交官進行了大量學術交流，從中強烈地感到中日關係問題已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關切。一些美國國會議員、政府高官、學者、主流媒體以至布什總統本人，也都屢次表示了對中日關係的憂慮和對日本不能正視侵略曆史的批判態度。
國崛起”的範疇，而是都帶有“老牌大國複興”的意味。目前，中日雙方都認為對方重建以往那種“華夷秩序”型或“大東亞共榮圈”型的地區秩序是斷難接受的。當這兩個東亞傳統大國在同一地緣政治範圍內同時走向全麵複興，從而同時呈現大國化趨勢時，其相互關係並不存在現成的曆史經驗、心理記憶以及雙邊模式可循。這種情況大大增添了兩國關係的複雜性和競爭性。
首先，兩國的戰略走向相互重疊和碰撞。在曆史與現實因素影響下，中日兩個民族相互間都抱有由優越感和自卑感交織而成的強烈的競爭意識。如今，中日雙方都麵臨如下困境：如何對待對方的“崛起”？如何認識自身的“崛起”對對方心理造成的壓力？能否降低因雙方都想通過犧牲對方來實現己方利益而付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的代價？能否減輕因相互猜疑對方戰略意圖而出現的“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概言之，中日將如何解決“零和博弈(zero-sumgame)”帶來的競爭、對立乃至對抗的問題，以及能否走向基本的“雙贏(plus-sum或win-win)”結構？可以說，伴隨著大國化趨勢而發生的“兩強競爭”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如果雙方對減少因過度競爭而付的代價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有可能努力把這一競爭共同管理和限定在可控範圍內，並為逐步走向基本“雙贏”的新型戰略關係框架而共同努力。
其次，曆史問題引發了新一輪民族主義衝突。日本右翼鷹派政治勢力正把擺脫二戰後體製、挑戰和改寫二戰結論、摘掉戰敗國和侵略國的帽子作為走向“普通國家”、重振“民族精神”的途徑。這一動向直接損害著曾深受日本野蠻侵略的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立國之本，極大地傷害著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感情，勢必遭到這些國家的堅決回擊。這股勢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日本的決策，將是判斷未來中日關係發展趨勢的一個重要因素。毋庸贅言，如果日本決策層執意要背離反省侵略曆史的軌道而選擇一條挑戰曆史結論的“崛起”道路，那將是一條持續惡化日本與中國等亞洲鄰國關係的道路，也是一條注定走不通的險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