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一場意外的車禍把我帶到了密蘇裏大學所在的小城哥倫比亞。出事的是我先生的大姐海倫，她是密蘇裏大學的訪問學者，在搭乘一位校友的汽車時，車子因輪胎爆炸翻出了高速公路，她被摔斷了腰椎和兩根肋骨。
海倫住在外科一個特殊的病房，這種病房我在國內沒見過。那是一個環形大房間，外科所有需要手術和術後觀察的病人都住在這裏。大約有十幾張病床，床頭朝牆排成一圈，之間用帆布簾隔著。房子的中間是開放式的工作間，醫護人員可以隨時觀察照顧每個病人。
海倫無力地躺在病床上，身體一動不能動。隻有右手攥著麻藥點滴注射器的控製開關，疼痛難忍時就按一下按鈕，自己打一滴麻藥。她的腰椎手術安排在星期四上午，在此之前主要靠麻藥止疼。
這裏雖然是醫院，但藥味兒並不濃，取而代之的是濃鬱的人情。病房門口掛著關於病人權利的條款，在這裏，病人就是上帝，而上帝的權利不容侵犯。絕大多數醫護人員對病人態度都很好，對病人家屬也很禮貌。神職人員每天逐一到病人床前問候，按照病人的意願為他們祈禱。每天的探視時間從早到晚多達五六次，每次半小時，非探視時間如有需要也可以探視。醫院向病人家屬免費出借呼機，病人和醫生有事可以隨時呼叫家屬。
我是因為海倫受傷來到這裏。白天多數時間我都呆在她床前，她睡著了我就在一旁看書，晚上我也等她就寢時才離開。對於我的滯留，醫護人員並不介意。相反，他們主動告訴我飲料和日用品放在哪裏，海倫需要時由我自己拿，有的人還拿來果汁給我喝。病房的“管家”是個年近六旬的胖大媽，每天早上我在門口一探頭，她便熱情地招呼道：“進來吧，你大姑子已經醒了。”
晚上我睡在病人家屬休息廳。病房的門正對著一條長走廊，走廊另一頭的右側向裏凹進去一塊，形成一個開放式的大廳。廳裏有電視和報刊架，靠牆的三麵擺著沙發和沙發床，白天坐人，晚上睡覺。留宿的家屬可以從醫院管理處領鋪蓋，第二天早上由清潔工統一收送洗衣房。休息廳隔壁的衛生間有盥洗室，醫院也有供病人家屬使用的浴室。早上和中午我在醫院餐廳買飯吃，晚飯由海倫的朋友老劉接我到他家去吃，或是送飯到醫院。
我住在醫院的第一晚發生了一個有驚無險的小插曲。那天，在家屬廳留宿的隻有我一人，接近午夜，走廊裏一片昏暗，靜得讓人心裏發毛。我和衣躺在大廳一角的一隻長沙發上，眼前不斷出現電影《午夜兩點》中那個殺人女婿的兩個手指頭。真的是在兩點鍾，一陣重重的腳步聲把我驚醒。朦朧中，隻見一個黑人大漢走進來，“呼啦”一下拉開對麵牆角一張沙發床，“呼”的一聲倒頭便睡，我這裏還驚魂未定，他那邊已然鼾聲如雷。事後我聽說，他是因為太太生孩子而留宿“待命”的。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第二天中午，我正在休息廳吃麵包，一個高大端莊的白人中年男子走進“屋”，衝著我微笑而來。“你一定是小芹，紹華（海倫的中文名）的弟妹了……”
“你怎麼會知道？”我莫名其妙。這裏除了海倫和老劉，沒人知道我的名字。
他說他叫阮迪，是城裏教堂的牧師。他聽中國教友說海倫受傷住院，她弟妹從亞特蘭大趕來照顧，便打聽到我的名字來找我，看我有什麼困難，他能為我做些什麼，這裏隻有你一個中國人，你當然就是小芹。“你好嗎？”他親切地問。
我們一起去看海倫。阮迪問過她的傷痛後，問要不要為她祈禱，海倫微微點點頭。“親愛的主啊，請保佑紹華……”阮迪滿麵虔誠。
阮迪前腳剛走，“困難”後腳就到了。學校外國學生辦公室主任詹妮特找到我，說海倫沒買保險，這不符合移民法（在美國，外國學生學者必須上醫療保險），眼下受了傷也得不到賠償。不過現在按規定補辦保險，如果運氣好，或許能申請到一筆“前疾病”賠償金。詹妮特給了我一份醫療保險申請表，我填了那張表，為海倫交了那學期150美元的保費。
第二天上午，醫院一位女工作人員也找到我，說海倫的醫療費估計高達六七萬美元，因為她沒有醫療保險，這筆錢醫院將向州政府申請，但如果州裏不批，病人還得自己想辦法解決。她還說，海倫手術後如果情況正常，按常規將被轉往康複中心。但醫院是救死扶傷，有錢沒錢都得救人，而康複中心則不是無條件地接受病人，所以要我早做打算，提前為海倫養傷找好住處。
女工作人員的態度很好，話說得也很中肯，然而現實無情，我一時感到很無助。海倫重傷在床，她丈夫在國內一時還來不了，我不能和他們商量，那樣隻會增加他們的精神負擔。可我隻是一個學生，從外鄉來，我上哪兒去弄幾萬美元，又去哪兒為她養傷找住處呢？萬般無奈之下，我撥通了阮迪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