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7年歐洲共同體成立至2004年的歐盟東擴，歐洲一體化在深度與廣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從單純的經濟聯盟發展為政治聯盟，從西歐6國的聯盟發展為包括中東歐國家在內的25國聯盟。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歐盟機構的超國家性特征也日益鮮明。這不僅衝擊了民族國家對內主權的絕對性和最高性原則，而且使民族國家對外主權的獨立性和排他性原則也受到了挑戰。歐洲聯盟的發展壯大，吸引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他們從曆史、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文化淵源的角度來思考歐洲一體化問題，撰寫了大量關於歐洲一體化的著作和文章。然而遺憾的是，歐洲一體化的社會維度卻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事實上，歐洲一體化已不僅僅停留於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領域，而是逐漸擴展到了社會範疇。“社會作為一種經濟和政治的工具推進著一體化過程的建設。”特別在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就業政策、環境政策、性別政策等發展得尤為迅速。在這些社會政策中，家庭政策作為一種涉及主權的敏感性政策也有所發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原本體現民族國家對內主權最高性原則的家庭政策逐漸超越了國家層麵的管轄範圍，而在超國家層麵有了共同的戰略、政策與行動。伴隨著歐洲社會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與深化，歐洲一體化研究也應突破傳統的經濟政治視角，而深入到社會層麵，深入到具有社會的、心理文化的和民眾因素的層麵。
家庭政策研究正好符合這種學術研究不斷深化的內在需求。因為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光靠成員國間的政府協議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歐洲人民的積極參與，並且需要一個基本的原則作為法律基礎。”這種新的一體化研究視角有利於深入探究歐洲一體化的民意基礎及實施障礙。作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細胞，家庭會不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歐洲一體化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的廣度是已經擴展到歐盟成員國所有公民的家庭，還是僅局限於某些特定類型的家庭？這種影響的深度是已經滲透到家庭的資源再分配方式，還是僅集中於為家庭提供某種特殊幫助？這種影響的強度是從歐洲一體化起步時就具備的，還是伴隨著一體化的進展而逐步達到的？這種影響的效力在歐洲一體化的未來進程中是會發生弱化還是強化？對這些問題的解答關係到如何評價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國家與超國家的製衡問題。也就是說，歐洲一體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即一體化進程中的速度與質量、公平與效率、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係問題都可以在家庭政策研究中得到較好的體現。
此外，從家庭史研究的意義上看，家庭政策研究也是家庭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家庭史研究者通常采取以小見大的社會史研究方法。他們試圖通過家庭自身演變的縱向曆史來折射社會的變遷，以考察不同時代和地區的社會麵貌。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以大見小的社會史研究方法對於家庭史研究同樣至關重要。通過考察家庭演變與社會整體變遷的橫向聯係，考察不同時代和具體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對家庭的影響，這才能真正從廣闊的“域外”把握家庭演變的曆史脈絡和背景。家庭政策研究顯然屬於後一種視角。中國的歐洲家庭史研究起步較晚，其成果從研究時限來看，多以中世紀、工業革命前後的家庭結構、家庭關係的研究為主；從研究地域來看，以西歐國家尤以德國、英國、法國的國別研究為主；從研究內容來看，集中於家庭的形態與結構、家庭人口和家庭經濟、婦女的家庭角色和地位、家庭關係和家庭內部的等級身份、家庭觀念與倫理規範等方麵。這些研究的質量都已達到一定水平，對厘清轉型時期歐洲家庭概念的源流、家庭組織的演變、家庭功能的分化等大有裨益。但對歐洲家庭進行區域研究的學術成果數量還比較少。目前國內僅出版了三本與歐洲家庭密切相關的譯著，即《歐洲家庭史》。前兩本著作是從曆時性角度，以奧地利為研究中心來論述歐洲家庭從中世紀至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脈絡；後一本則是從全球的角度來論述歐洲家庭的曆時性與共時性演變，並提出了一些關於歐洲家庭史研究的新視角。由於視野的局限、資料的不足或方法的缺陷，中國國內的歐洲家庭史研究未充分闡釋20世紀後半葉歐洲家庭出現的新變化、麵臨的新挑戰；未論及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化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發揮的作用和效力；未說明在歐洲一體化背景下，四大流動、歐洲公民權的發展對家庭產生的影響與壓力。通過全新角度的歐盟層麵家庭政策的研究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些欠缺，並開啟一片學術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