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結束，當張國燾在8月底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地表示讚成。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自也較為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展開活動，那麼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李大釗相信當時起來組織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條件都較為具備，“決不會再蹈辛亥革命時江亢虎等組織中國社會黨那樣虎頭蛇尾的覆轍”。
[1]現通譯為“《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
[2]指陳獨秀。
“亢慕義齋”裏成立了北京小組
張國燾走了才十多天，又一個來自北京大學的小夥子敲響了上海老漁陽裏2號的門。
此人也姓張，也是從李大釗身邊來。他比李大釗小6歲，比張國燾大2歲，本名張崧年，號申甫，後來，便以張申府為名。他是河北獻縣人。當陳獨秀對黨的名字叫“共產黨”還是“社會黨”定不下來時，寫信到北京，就是寫給這位張申府的。
張申府原是北京大學學生，此時已是北京大學講師。暑假已經結束，正是開學之初，張申府為什麼從京來滬呢？
原來，羅素來華，竟是他“鼓吹”請來的，此行是為了來滬迎接羅素。
張申府是學數學的，卻又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而羅素正是這樣。張申府向梁啟超“鼓吹”羅素，那時梁啟超當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籌了一筆錢，就把“世界名人”羅素請來了。羅素要從英國前來上海，自然，張申府便從北京來滬迎接他。
1921年春，張申府和天津覺悟社部分成員在法國巴黎合影。左起：張申府、陶尚釗、周恩來、張家俊、劉清揚（女）、趙光宸、李錫智（女）
張申府在陳獨秀那裏住了十幾天。
他是這樣回憶的：
在上海，我同陳獨秀談過建黨的事，我們認為既然組織起來了，就要發展，能入黨的人最好都吸取到黨內來。
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1]。當時北京隻有我和李守常兩個黨員。我們一致認為要發展黨員。發展誰呢，首先想發展劉清揚，這時劉清揚回到了北京。劉清揚是天津人，五四運動中表現很積極，是一個女界的學生領袖，曾被警察關過。1919年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她到上海出席會議。1920年7月，學聯決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劉清揚、張國燾兩人參加。劉清揚很能幹，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守常在圖書館主任室找她談話，準備吸收她入黨。她不幹，沒有發展……[2]
劉清揚是回族人，後來，在1920年12月跟張申府一起坐法國高爾基爾號船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張申府與劉清揚結為夫婦，介紹劉清揚入黨。此後，張申府、劉清揚又作為介紹人，介紹周恩來入黨。這是後話。
當時，由於劉清揚不願入黨，李大釗和張申府一起發展的北京的第三個黨員是張國燾。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亢慕義齋”聚首。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由此誕生——盡管當時沒有“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這樣的名稱。翌年7月，他們在一份報告中是這麼寫的：“同誌們，北京共產主義組織僅僅是在十個月以前產生的。”[3]這表明，當時他們是自稱“北京共產主義組織”。不過，如今人們都統一稱之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亢慕義齋”，又叫“康慕尼齋”，不知內情者不解其意。其實，那是“Communism”（共產主義）的音譯。“亢慕義齋”，亦即“共產主義室”。
在“亢慕義齋”裏，懸掛著一副對聯：
出實驗室入監獄
南方兼有北方強
這副對聯表達了他們不畏艱險、投身革命的決心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含意。
南呼北應，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之後的第二個共產黨組織。
就在這個小組建立不久，張申府隨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到法國去了。三人小組變成了二人小組，於是李大釗著手發展新的成員。
如同上海小組最初有戴季陶、張東蓀參與一樣，這時六名無政府主義者加入了北京小組，他們是黃淩霜、陳德榮、袁明熊、張伯根、華林和王竟林。
在中國，無政府主義曾時髦過一陣。早在1914年5月，劉師複便在上海創建了“無政府共產主義同誌會”。7月，該會發表宣言，聲稱：
主張滅除資本製度……不用政府統治。
本自由平等博愛之真精神，以達於吾人理想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長、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製度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