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章龍打消了赴日的念頭，在上海尋找《新青年》編輯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圖書公司，才知編輯部已遷往北京大學。
劉仁靜
羅章龍帶著好多冊《新青年》雜誌回到長沙，見到了毛澤東。他們在《新青年》上見到華法教育會登的文告，鼓勵青年們到法國勤工儉學。於是，毛澤東率二十來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其中便有羅章龍。這批青年，大部分進入北京的留法預備班，而毛澤東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羅章龍進入北京大學學習。這麼一來，羅章龍成了北京大學預科德文班學生。
羅章龍結識了李大釗，結識了陳獨秀，深受他們的影響，成了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成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會員。這樣，他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也就順理成章的了。
在羅章龍之後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是劉仁靜。
劉仁靜是湖北應城縣人，字養初，又名亦宇，比羅章龍小6歲——1902年3月4日出生。關於劉仁靜的經曆，鮮見於文獻，本書所述，大都依據筆者1989年9月13日、14日對劉仁靜之子劉威力的采訪。劉仁靜的父親劉曉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後來開了爿小店。
劉仁靜為長子，弟弟叫劉仁壽。父親寄希望於兒子，送他們上學。辛亥革命之後，科舉吃不開了，父親請親戚資助，把劉仁靜送到武昌的教會學校博文學院學習。那裏相當於初中，主要學英文。這樣，劉仁靜從小打下了很好的英語基礎。
念高中時，劉仁靜轉到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在那裏，劉仁靜結識了一位比他年長7歲的大哥哥。此人是江蘇武進人，名喚惲代英，當時已是中華大學的學生，他給了劉仁靜以深遠的影響。如同毛澤東影響了羅章龍，惲代英給了劉仁靜以革命的啟迪。1917年，當惲代英成立進步社團互助社時，劉仁靜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員之一。這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為宗旨，以“不談人過失、不失信、不惡待人、不做無益事、不浪費、不輕狂、不染惡嗜好、不驕矜”為“八不戒約”。
惲代英是中華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學生，他喜讀《新青年》，欽慕陳獨秀，跟陳獨秀保持通信聯係，並為《新青年》撰稿。從惲代英那裏，劉仁靜讀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陳獨秀的大名。
1918年，16歲的劉仁靜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不久，他進入物理係。不過，他對社會科學的興趣比自然科學更濃厚，於是轉入了哲學係。在哲學係待了沒多久，又轉往英語係。
劉仁靜拜識了文科學長陳獨秀，參加了新文化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劉仁靜是活躍分子。當學生遊行隊伍來到趙家樓胡同時，曹汝霖家的大門緊閉。劉仁靜個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鑽進曹宅，打開大門，於是遊行者一擁而入……
高君宇
此後，他深受李大釗的影響，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惲代英
迄今，仍可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裏看到李大釗親筆寫的字條：“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釗”。
劉仁靜學的是英語專業，李大釗要他研究英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這樣，劉仁靜小小年紀，讀了許多馬克思著作，開口閉口馬克思如何說，人們送他一個雅號，曰“小馬克思。”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劉仁靜認識了助理管理員毛澤東。他們倆一個一口湖北話，一個一口湖南話，一談起來就是一兩個鍾頭。
在羅章龍、劉仁靜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之後，那批無政府主義分子退了出去。這是因為他們主張無政府，因此連無產階級專政也不要；他們主張無組織，因此小組的書記也不要。
於是，十人小組變為四人小組——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
然後，這個小組又日漸擴大，發展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成員——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劼、朱務善、李駿、張太雷、李梅羹、宋介。這些新成員大部分是北京大學學生，例外的隻有三位，即繆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張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學學生（常在北京活動），宋介是北京中國大學學生。
1921年1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舉行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一致推選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不過，那時的“負責組織”，並非今日組織部的工作範疇，而是指導、組織工人運動。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湖南人繆伯英
[1]《毛澤東詩詞選》，第1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