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潭秋的原名叫陳澄，據雲是取“要澄清這混濁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過，如今人們都習慣於稱他陳潭秋。
陳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歲，湖北黃岡縣陳宅樓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舉人，但他的父親是個農民。他兄弟姐妹十個，他排行第七。
陳潭秋起初在黃岡上小學，16歲時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學，來到武昌，20歲時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介紹他和董必武認識的倪則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同班同學。倪則天是湖北黃安人，跟董必武同鄉。
陳潭秋在1919年夏天去上海，是因為在五四運動中他是武漢的活躍分子，當武漢派出學生參觀團前往上海時，他是參觀團的成員之一。
回到武漢後，董必武籌辦武漢中學，陳潭秋跟他誌同道合，而且剛從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也就參加了籌辦工作，並擔任英語教師，兼任第一屆乙班班主任。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來自上海的信。他一看那熟悉的筆跡，就知道是李漢俊寫來的。
李漢俊告訴他，上海已經成立了“小組”，希望武漢也建立起“小組”來。
董必武看罷信，便找陳潭秋商議。陳潭秋當即讚成，願與董必武一起著手建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
兩個人建立一個小組，當然太小，董必武建議把張國恩吸收進來，陳潭秋則提及了包惠僧。
張國恩跟董必武同鄉、同學、同去日本、同入中華革命黨，在上海又同與李漢俊相識，理所當然，他是很合適的可供考慮的對象。
當時，張國恩擔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監、律師，與董必武過從甚密。經董必武一說，馬上答應參加“小組”。
陳潭秋
陳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鄉——湖北黃岡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鮑懷琛，用過筆名棲梧老人、亦愚。
包惠僧又是陳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隻是比陳潭秋高幾級。他於1917年畢業之後，在武昌教了半年書便失業了。愛好活動的他，索性擺脫了課堂的束縛，去當自由自在的新聞記者。他擔任了《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的外勤記者，四處活動。他到了上海，到了廣州，到了北京，使他眼界大開，了解了中國的社會現狀。
1920年2月上旬，陳獨秀光臨武漢之際，這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跑去采訪。這次采訪，深刻地影響了包惠僧。
包惠僧是這麼回憶的：
我以記者的身份專程到文華書院訪問了陳獨秀，我是抱著崇敬的心情去見他的。見麵後我告訴他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畢業後因找不到工作當了記者。他說當記者也好，能為社會服務。後來我們談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反封建，婚姻自由（當時有許多女學生同我談論婚姻自由問題）等問題。陳獨秀是漢學專家，他的漢學不在章太炎之下。我還向陳獨秀請教學漢學的門路。他指導我讀書，講了做人做事的道理。這次我們談了個把鍾頭，分手時我表示惜別，不知以後什麼時候再見麵。他說以後還有再見麵的機會。他來去匆匆，在武漢時間不長就到上海[2]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見了他一次。我是為了采訪新聞去找他的，沒想到後來我和他交往這麼多。他關照我不要寫文章向外發表我們的談話……[3]
跟陳獨秀兩次匆忙的談話，使包惠僧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這樣，他在跟陳潭秋見麵時，也常常談論這些問題。當陳潭秋邀他加入“小組”，他一口答應下來。
就在李漢俊來信不久，有客自上海來。
來者名喚劉伯垂，又名劉芬，是湖北鄂城縣人氏。劉伯垂在清朝末年時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科。他在日本時便與陳獨秀結識，友情頗篤。
劉伯垂是同盟會的老會員，曾在孫中山的廣東軍政府擔任高等審判廳廳長。1920年秋，他從廣州途經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劉伯垂拜訪了老朋友陳獨秀，陳獨秀吸收他參加了共產黨。
包惠僧
1920年，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曾在多公祠5號進行活動
陳獨秀交給劉伯垂一項任務：回湖北時，找董必武聯係，在那裏建立共產黨組織。
“對了，你還可以吸收鄭凱卿加入共產黨。”陳獨秀特別關照劉伯垂道。
鄭凱卿，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沒有留過洋，也沒有讀過多少書，是一位失業工人，後來在武漢曇花林文華書院當校工。
1920年2月上旬，陳獨秀到武漢時，住在文華書院，便由鄭凱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陳獨秀跟鄭凱卿相處甚為融洽。陳獨秀把革命的道理講給鄭凱卿聽，鄭凱卿很快就明白了。
劉伯垂坐船從上海來到了武漢，約董必武在一家小茶館見麵，轉達了陳獨秀的意見。
幾天之後，吃過晚飯，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應約來到了武昌撫院街張國恩律師事務所。那裏也是董必武借寓之處。
劉伯垂來了，帶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文件，傳達了陳獨秀關於在武漢建立“小組”的意見。
這是一次秘密會議，由劉伯垂主持。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叫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後來叫中國共產黨武漢支部）就在這天建立，大家推舉包惠僧為書記，陳潭秋負責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