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呢？他帶著新婚太太李勵莊住在大東旅社，本來是可以去嘉興開會的，但他卻沒有去嘉興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閉幕會。
陳公博未去嘉興，有三種可能性：
葉永烈采訪王會悟
或許因為他單獨住在大東旅社，又帶著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發又早，無法通知他。
或許因為考慮到他和李漢俊曾受過法國巡捕的審問，已經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陳公博自己則說，大東旅社突然響起槍聲，使他再度受驚，決定不去嘉興……
大東旅社發生凶殺案
真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館，過了一會兒，陳公博也起身向李漢俊告辭。
李漢俊把他從前門送出，閂緊，回身又鎖上後門，進屋之後，連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裏焚燒。
陳公博出了李公館，從望誌路拐入貝勒路，轉彎時回頭掃了一眼，見有一個黑影相隨，便知來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裏。
他不敢徑直回大東旅社。這時不過晚上10點多，他步入霞飛路一爿燈光通明的大商店，一邊佯裝觀看商品，一邊思索著脫身之計。
他忽地想起去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廣州路過上海時曾到大世界遊玩，知道那裏即使入夜，也很熱鬧，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蹤者。
他叫了一輛黃包車。身後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輛黃包車尾隨。
當陳公博在大世界下車，“尾巴”也在那裏跳下車。
陳公博以悠閑的步子進入書場，走入戲場。當他來到屋頂的露天電影場，走入那幽暗而人頭攢動的地方時突然加快了步伐，頓時消失在黑壓壓的人群中。
陳公博從另一個門下樓，趕緊又叫了一輛黃包車，朝北駛去。他從車上回頭望著，沒有發現跟蹤的車子，才鬆了一口氣。
他在南京路下了車，等黃包車離去之後急急閃進英華街，來到那掛著“天下之大，居亞之東”對聯的大東旅社，乘電梯來到四樓。
穿白上衣、黑長褲的茶房為他打開41號房間的房門。燈一亮，他的太太醒來了。他關緊了房門，用力擦拭出了一身的大汗。他悄聲叫妻子李勵莊把皮箱打開，取出了幾份文件，然後倒掉痰盂裏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燒掉。
他這才鬆了一口氣，把剛才驚險的經曆講給李勵莊聽……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斷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銅床上像蒸籠似的，陳公博索性把席子抽出來睡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積聚在天空的烏雲終於結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麵，雷聲大作，電光閃閃，下了一場瓢潑大雨。涼風習習，陳公博總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發生的一樁命案，把陳公博夫婦嚇得魂不附體，睡意全消。
陳公博在他當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記述：
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我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41號，那謀殺案就在隔壁42號發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女子銳利悲慘的呼叫……
像這樣一起凶殺案，發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東旅社，立即引來好幾位新聞記者。
上海報紙報道了這一社會新聞：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便刊登報道《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
同日，上海《申報》在第14版刊載新聞《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
8月2日，《新聞報》刊載文章《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
就連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報》（創刊於1864年7月1日），也在8月6日發表報道《中國旅館的奇異悲劇》。
綜合當時的這些報道及陳公博的回憶，案情如下：
7月29日，星期五，一對青年男女來到大東旅社，在四樓開了一個房間。
男的叫瞿鬆林，在一個英國醫生那裏當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繅絲廠的女工，22歲。
這個瞿鬆林過去因私用客賬，曾坐牢四個月。這次趁英國醫生去青島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支手槍，和孔阿琴上大東旅社開房間。瞿鬆林在旅館“循環簿”上寫了假名字“張伯生”，職業寫成“商人”。
兩個人不知為什麼不能結婚，相約同死。這樣，在7月31日清晨5時，瞿鬆林用三二式手槍朝孔阿琴射擊。一槍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與她同死，後來卻下不了決心。
上午，瞿鬆林隻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錢。他說他的妻子還在房裏，不會少你房租的。說罷，揚長而去。
到了下午7時光景，那房間仍緊閉房門。茶房生疑，用鑰匙打開了房門，大吃一驚，見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鮮血滿地，已死。
經警方查驗，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槍彈擊傷，並有一毛巾纏在脖頸。
地板上扔著一支三二式手槍和幾粒子彈。
桌子上，有瞿鬆林所寫的五封信，說自己要與孔阿琴同死雲雲……
在十裏洋場、紙醉金迷的上海，像大東旅社這樣的凶殺案，三天兩頭發生，原本不足為奇。
然而，此案過去幾十年，卻引起曆史學家們的濃厚興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遠在太平洋彼岸，他從英文的《字林周報》上查閱那篇報道《中國旅館的奇異悲劇》。他所關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卻是案件所發生的時間——因為它是一個時間坐標，確定了案件發生的時間，便可確定法國巡捕騷擾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的時間，以便大致推定開幕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