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在海參崴建立了遠東局，在1923年1月12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柯拉洛夫簽署第282號文件，任命馬林為遠東局第三號人物。
對現代中國產生一定影響的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及其夫人合影
此後，馬林的工作又有變動，如他所說：
我被先後提議任駐廣州領事和俄羅斯通訊社（塔斯社前身）記者，我拒絕了。後來，當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變動的安排，我就離開了。[3]
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被降為“駐廣州領事”以至“俄羅斯通訊社記者”，是由於他的意見與共產國際領導——斯大林、加拉罕、鮑羅廷、羅易——產生了分歧。
1923年10月，馬林被調離中國。
1924年初，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鑒於意見不合，1924年4月，馬林向共產國際辭職，回到了祖國荷蘭，參加荷蘭共產黨的工作，擔任碼頭工會秘書。
1925年，羅章龍赴德國漢堡出席國際運輸會議，與馬林相遇，彼此異常欣喜。[4]會議結束後，羅章龍應馬林之邀，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裏。他家很不錯，花園洋房，妻子也是荷蘭人。那時，他的公開身份是教授。馬林以主人身份熱情款待羅章龍，留羅章龍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馬林雖已遠離中國，仍非常關心中國的命運。
馬林對羅章龍說道：
中國是農業大國，無民主習慣，推翻一代統治者在中國曆史上極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製度卻有重重困難。唯有通過工人運動可以接近民主，縱有困難，不宜灰心，舍此以外達向民主的道路可謂徒勞！[5]
一年之後，馬林的情況劇變：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以及聯共（布）開展反對托洛茨基派的鬥爭。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邊。這樣，他無法再在荷蘭共產黨內立足，於1927年宣布退出。
1928年，當羅章龍到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大”，正巧馬林也在莫斯科。馬林前往鴟林別墅看望老朋友，談及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後的艱難處境時，對羅章龍說了一番頗為感慨的話：“中國問題，棋輸一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今後應正視錯誤，努力前進，曆史車輪自會循正當軌道前進。”
在1929年，馬林在荷蘭建立了托派組織“革命社會黨”。此後，他以“革命社會黨”代表身份參加荷蘭國會。
不過，1938年當托洛茨基組織第四國際時，馬林拒絕參加。
1940年，德國法西斯侵吞了荷蘭，馬林投身於反法西斯的正義鬥爭之中。他編輯了秘密發行的報紙《斯巴達克》，鼓勵荷蘭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
馬林夫婦
1942年3月6日，馬林落入了德國法西斯手中。
馬林在獄中堅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開庭審訊他時，他怒斥德國法西斯。
他自知難逃厄運，在4月11日給女兒菩菩、女婿桑頓寫下了訣別的遺書：
永別了，我的女兒，我的寶寶——永別了，我親愛的人！
孩子們，我無疑真誠地願為我的理想獻身，誰知驟然間死神將至，不可逆轉。但我心中坦然——多年來我始終是一個忠誠的戰士。告發我的人和法官們無不承認我死得光明磊落。這使我非常感動，因為人們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殫精竭慮，高舉我信仰的旗幟，奮鬥到最後一息……[6]
馬林最後寫道：
直至彌留之際，我都希望如馬來亞格言所雲：見義勇為。你們要互敬互愛。最後一次熱烈地吻你們。
這位久經考驗、意誌如鋼的共產黨人，在德國法西斯麵前不屈不撓。他寫罷遺囑，便壯烈地走上刑場。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爾的難友，後來在1945年11月6日寫文章給荷蘭《火炬》周刊，翔實地記述了他目擊馬林就義的悲壯一幕：
4月12日，星期天，我在睡夢中突然被嘈雜聲震醒。當時大約是晚上9點鍾。七扇牢門被踢開，牢門前設了雙崗。我聽到有人在大聲叫嚷：“非常危險的人來了！”德國人下達了指示，過了一會，我聽到每個牢房都關進了一位難友。牢房與牢房之間，隻要大聲說話，隔壁的人都可以聽到。我立刻聽到其中一個被囚禁的人說：“戰爭之前，荷蘭政府就在搜捕我。5月15日以後，德國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進醫院，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我。”當時斯內夫利特安慰著說：“我們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是荷蘭第一批為國際事業而被法院判刑的人。我們必須為國際事業而犧牲。”
監獄防衛很嚴，每15分鍾牢房的燈便被打開，目的是通過監視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殺或企圖逃跑。同時還有兩名憲兵在窗外走來走去，手裏還拿著手電筒晃來晃去……
大約早晨6點鍾時，有人通知他們說，赦免請求被拒絕了，而且將立刻執行。斯內夫利特當時問，他們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這個要求也遭到了拒絕：“你們要把手放在背後受刑。”斯內夫利特又問，槍斃時他們是否可不戴遮眼布，這個要求被允許了。斯內夫利特又問，他年紀最大，是否可以最後槍殺他。我還聽到他說：“同誌們，作為你們的長者，這份權利應當讓給我，我不是當過你們的領導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