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法官韓燾宣讀起訴書，列舉陳公博十大罪狀，即：締結密約，辱國喪權；搜索物資，供給敵人；發行偽幣，擾亂金融；認賊作父，宣言參戰；抽集壯丁，為敵服役；公賣鴉片，毒害人民；改編教材，實施奴才教育；托詞清鄉，殘害誌士；官吏貪汙，政以賄成；收編偽軍，禍國殃民。
經過公審，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宣判陳公博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已從日本回來的陳公博之妻李勵莊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複判狀》。
5月14日，最高法院駁回李勵莊上訴。
6月3日上午，陳公博在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被執行了槍決。
陳公博在行刑前，執筆寫信給蔣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寫道：
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更關係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見，這位大漢奸跟蔣介石在反共方麵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寫完，他擲筆不寫了。
他對法警叮囑道：“請多幫忙，為我做得幹淨些。”
槍聲響了。陳公博結束了他55歲的生命。
賣國求榮，周佛海嗚呼獄中
如果說，陳公博是汪精衛的左膀，周佛海則是汪精衛的右臂。周佛海走過了與陳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產黨——國民黨——大漢奸。
周佛海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仍羈留在上海。熱戀中的他，與楊淑慧定於當年陰曆八月十六日訂婚。
不料，訂婚前夕，上海《時事新報》捅出消息，說“周某人行為不檢，家有發妻，此次又欲騙娶某女學生”。看了報紙，楊淑慧的父親不勝震怒，把楊淑慧關在家中，不許她再與周佛海見麵。
楊淑慧從窗口跳出，逃至老漁陽裏2號，找到寄居在那裏的周佛海。於是，周佛海帶著楊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兒島同居，生下兒子周幼海。
漢奸周佛海
周佛海一到日本，由於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兒島之後，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擔任教師，也向我警告了，於是我便規規矩矩做了一個很純良的學生。當時中國的同學，並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長江一帶活躍的情形，因為我對他們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1]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從日本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又兼任廣東大學教授。當年，戴季陶與周佛海一起進出漁陽裏，高談闊論共產主義，如今他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隨著社會地位的改變，周佛海看準了國民黨，認為在國民黨裏仕途通達，遠遠勝過共產黨。
這樣，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脫離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國共產黨廣州區執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親自勸說周佛海，亦無效果。周佛海寫下一信，聲言脫離中國共產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同意了他的脫黨要求。
周佛海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迅速轉向反共。他追隨戴季陶，從1925年下半年開始，發表一係列反共文章，公開表明他與中國共產黨決裂。
借助於戴季陶的力薦，周佛海得到蔣介石的垂青，於是在宦途上青雲直上。1927年，他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此後曆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等職。
在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後，周佛海又日漸與汪精衛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隨同汪精衛一起叛離重慶。翌年5月，他隨汪精衛、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內閣會談。回來後，他出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1940年3月，當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周佛海曆任財政部部長兼警政部部長、中央稅警總團總團長、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在汪精衛死後，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
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稅警學校的青年們演說時，曾“現身說法”，談及自己怎樣加入中共、怎樣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說：
我因為和毛澤東同鄉，所以二人同住在一個私立女學校的樓上。一連開了六天會，最後一天，為法國巡捕所包圍，幾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們便都到嘉興，雇了一隻船，開到南湖中間，開最後一次會。結果推舉陳獨秀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在陳獨秀沒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員長。中國共產黨，便這樣的在一隻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現在回顧起來，真和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青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鄉村，破壞多少城市，損傷國家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的。[2]
周佛海這番“自責”之言，充分表現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從中國共產黨發起人轉為反共猛士。
周佛海其人，精於政治投機。1944年，眼看著日本大勢已去，汪偽政權危在旦夕，他暗中又與蔣介石眉來眼去，表示願為重慶方麵“效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