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靜繞道歐洲的目的，是聽說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劉仁靜先來到德國，得知托洛茨基準確的地址，便來到土耳其，在一個小島上終於找到托洛茨基。
“中國是一張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語跟他交談，“我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裏，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時間跟劉仁靜交談，有時，下午也交談。他們一起劃船、散步。
劉仁靜在那個小島上度過了十幾天，從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實的門徒。
1929年8月，劉仁靜坐海輪回到上海。
同為“托派”的鄭超麟這麼回憶：
劉仁靜回國，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個公寓，我和尹寬[1]兩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對派立場同我們說話，也同擁護中央[2]的人說話。他告訴我們，昨日惲代英來看他，他向代英批評黨的官僚化。仁靜又告訴我們，他此次經過君士坦丁堡，見過“老托”。我同仁靜約好時間，在我家裏會見陳獨秀。
劉仁靜雖然一回國便與陳獨秀以及中國托派組織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見過托洛茨基自傲，處處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統托派”、“欽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當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趕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個人辦起一個刊物《明天》來！
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在托派中，也單槍匹馬。1930年，他與陸慎之結婚。
不久，他在坐火車時被人認出是劉仁靜，國民黨警察逮捕了他，關進蘇州反省院，在那裏待了三年。這期間，他寫了《資本改良芻議》等文章，發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後來，他的舅舅出了錢，總算把他保出來。這時，托派組織把他開除了。他找陳獨秀，陳獨秀不見他。
這樣，中國共產黨不理他，連托派也不理他，他便倒向了國民黨和三青團。他在國民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還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已經走得很遠。
上海解放後，劉仁靜審時度勢，自知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便給上海市軍管會寫信，要求處理。
不久，他來到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要他寫一份材料，承認錯誤。劉少奇找他談話，要他好好認識錯誤，並表示在他認錯之後會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讓他能夠生活下去。
這樣，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劉仁靜的聲明》：
我於1921年加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至1927年，在當時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我在共產國際內部的鬥爭中參加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動，1937年因意見不同又為托派開除，但托派思想的殘餘仍支配著我很久，使我不能認識路線之正確。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我更清楚地認識我過去政治思想的真麵目，即是說我過去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一個門什維克[3]，而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由於我的脫離群眾，不肯服從黨的紀律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地和黨對立……
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謹此聲明。
與劉仁靜聲明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聲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廣州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後來亦成為托派。
《人民日報》為劉仁靜和李季的聲明，加了“編者按”，其中涉及劉仁靜的，照當時原文摘錄於下：
劉仁靜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革命失敗後即叛變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訪已經公開叛變革命而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國後進行托派的組織活動。雖然他自稱在1937年已被托派開除，但從那個時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國民黨反動派組織中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曾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宣傳處，第10戰區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幹第4團”擔任職務。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為上海的特務造謠刊物《民主與統一》擔任寫作與編輯；1948年，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和偽國防部工作，寫作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文字，一直到南京解放……
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他們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隻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於他們的行動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