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的層層詰問和思考，言談性的敘述話語模式。心靈化，對細小物象和感覺的精微把握。多種敘事者現身，分擔講述，評論思考和言說各個功能，形成眾聲喧嘩的效果。對話、述說與描述的複合敘事方式。“他（蘇格拉底）把用對話方法尋求真理，與鄭重獨白對立起來；這種獨白形式常意味著已經掌握了現成的真理。對話方法又和一些人天真的自信相對立，因為這些人覺得他們自己頗有知識，也就是掌握某些真理。真理不是產生和存在於某個人的頭腦裏，它是在共同追求真理的人們之間誕生的，是在他們的對話交際過程中誕生的。蘇格拉底自稱是‘撮合者’：他把人們拉到一起，讓他們爭辯，爭辯的結果便產生了真理。”119在《雌性的草地》中，嚴歌苓以清晰的姿態現身文中，故事敘述的間隙，由她來對人物的心靈、情節進行追問。這是打破了時空，小說與現實的界限，這種交流使讀者恍然認為是真實。故事還讓主人公與死去三十多年的人物對話，把存在於靈魂深處的心理活動用對話形式表現出來。茫茫草地上，孤寂的單調的生活因有了這些對話而稍顯輕鬆。
“我”作為在場者，目擊者的身份，印證一種真實性，同時有利於表達個人生命經驗。作者不斷從故事中跳出來，她說：“她將怎樣去活，我不知道。草地太大，她隨時可能逃出我的掌握。我隻告訴你結局，我已在故事開頭暗示了這個結局，我給她美貌迷人的日子不多了。”（《雌性的草地》）把自己放在一個旁觀者，一個俯視的高度來看待這段苦難的曆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采用的視點就是曆史本身的視點，是涵納了曆史的具體的現實性和縱深感的。曆史的現實發展無疑已經在一個相當高的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苦難的歲月，相對於曆史的發展來說，這些歲月不過是一個瞬間。不管在那個有限的瞬間裏，生活是多麼沉重，有價值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被扭曲，被催折，最終的結果隻能是而今俱往矣。曆史超越了有限，永存的是進步，是真善美，是生活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這種敘述技巧在她後來的作品中也有運用，比如《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用一個女子垂死時的回憶展開小說；超越了“誰應該懺悔”這樣將曆史簡單化的敘述傾向，每個人都參與過曆史的愚行。即使身披創傷的人，也參與了傷害。誰都不能置身事外。這是更為深刻的洞見，具有更複雜的內涵。那些自省式的語句零星點綴於文本之中，常常表現出她可貴的冷靜和理智。
同樣，在《扶桑》中，嚴氏也嫻熟地使用著你我對話體。作品對扶桑得描寫一直是以“我”為觀察者和講述者的，而“我”被扶桑稱為“你”，似乎是相隔百年的兩位女性在對麵聊天。在講述百年前的辛酸移民史時，嚴氏巧妙地將視角移回當代，對以自己為代表的第五代移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說幾句冷言冷語。她把克裏斯的愛情時刻不忘與自己相比較“這情分在我的時代早已不存在，我們講到愛情時腦子裏是一大堆別的東西，比如：綠卡、就業、白領藍領、HONDA 或是BMW。我們講到愛情時都做了個對方看不見的鬼臉。”一下子穿越時空了，有了曆史的縱深感，所描寫的內容變得宏調。她對出賣的指控，“有多少女人不在出賣？難道我沒有出賣？”這一類尖銳的指控幾乎穿透人的靈魂，也是自我譴責，更是對扶桑的理解、包容與致敬。幾乎在說百年後的女人與扶桑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甚或更糟糕。她們為自己定下價格，以婚嫁的方式出賣給一個男人以換取衣食首飾，有人賣給權勢、名望、城市戶口、綠卡。將百年前扶桑的遭遇與百年後我的境遇嫁接在一起，形成一種奇特的令人震撼的美。“我們之間的遙遠和混沌已經稀薄，我發現你驀然間離我這麼近。”
“我”與“你”（扶桑）隔世的對話，準確地說，是“我”的傾訴。“我”是人們口中的第五代中國移民，“這時你看著二十世紀的我，我這個寫書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緣由使我也來到這個叫做‘金山’的異國碼頭。我從來不知道使我跨過太平洋的緣由是什麼。我們口頭上嚷到這裏來找自由、學問、財富，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究竟想找什麼。有人把我們叫做第五代移民。”這使敘述者和被敘述者之間多了同病相憐的親切和他鄉逢故知的熟稔，她們都背井離鄉漂泊海外，經受著移民的痛苦。同時也指出，在移民中存在的問題，即使過了一百年也依然存在，即種族歧視、人種排斥、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製等，它們並沒有得到改善，而是以更隱蔽的麵容存在在人們身邊。“就像我們這批人湧向機場閘口，引得人們突然向我們憂心忡忡地注目一樣，警覺和敵意在這一瞬間穿透了一百多年的曆史，回到我們雙方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