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敏銳的眼光有效利用了有關素材，虛構與非虛構交叉進行，鮮活再現了曆史，並使一係列問題凸現出來。在主要線索和結構的中心，又有非常廣泛的輻射，涉及到眾多因素。形成了一個故事與審思互相滲透的框架，讀者可以從這個框架的各個角度，跟隨人物命運的起伏，透視曆史猙獰的一個層麵，重新看到被主流曆史所掩蓋的罪惡。而對這一框架的建構，作者是以沈紅霞與曆史人物之間的對話的方式，相隔了幾十年的來年改革女性因不同原因在這裏相聚，而她們共同的理想信念，因為前兩位女性命運的比照而顯得蒼白，殘酷。她們的身影飄忽，在許多章節顯現魅影一樣，不斷引發讀者閱讀的欲望和思考的張力。幾代女性的苦難又因為敘述者“我”的介入而有了曆史文獻的意味，在我的觀察思考、審視之下進入讀者視野，更強烈的震撼效果。
這種對話模式在嚴歌苓特有的語言魅力的作用下，別具一種撼人魂魄的效果。她不斷將當代推回曆史，又不斷從曆史拉回當下。“我”在觀察曆史中的人物，曆史中生者又與死者相照麵，從死者的遭遇和生活中獲得思考。她們似乎麵對的是同樣的困惑，又有著同樣親切的命運感。也因此寫出了非常強烈的愛，《也是亞當，也是夏娃》中“我”對又聾又啞又盲的女兒的骨肉摯愛和女兒對母親天性的依賴與親近，這份蒙昧的愛一旦釋放出來有著摧毀一切的力量。三十六的“我”直到最後才明白，菲比不是何必，不是一個交易的產物，而是上天賜給的愛的天使，她使我和亞當重新學習了如何去愛愛和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第九個寡婦》中養女對養父的生死相托的深情。《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田蘇菲對歐陽萸不離不棄，無論疾病、苦難都與之患難相隨的執著深情等。
這種敘事人與被敘述者互相對照的寫作技法嚴歌苓運用得十分嫻熟，在很多作品中都有，這是元敘事技法，故意露出寫作者的行蹤，拓展了闡釋空間，使寫作的視野更為開闊。有新曆史的影子。九十年代塵囂至上的新曆史小說興起的理論根源就是發現了曆史寫作的不可靠性，曆史被個人寫作，攜帶個人好惡，故而不是客觀真實的曆史。在扶桑裏，作者一再強調是從160冊史書的閱讀中獲取的材料，而在敘述中又用自己的分析懷疑了它們的某些真實性。同時將很多西方元素嫻熟地運用於小說中。比如符號學，後西方拚貼式技巧，元敘述，精神分析，視點的不斷轉移，形成一種“多音共鳴”的效果等。比如《人寰》中對賀叔叔一個跨欄杆的動作進行符號化闡釋，“一個如此符號――逾越，冒犯，侵入。”這也是賀叔叔進入我們家庭生活的姿態，與我們家關係的一個符號。
三、女性視角
《扶桑》是以一百年前舊金山名妓扶桑為主人公寫作的一部反映早期華人女性移民遭遇的小說，1995年獲得台灣“聯合報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獎，曆來被認為是嚴歌苓去國之後的代表作。海外華人移民史曆來是被主流社會蓄意遺忘的，而早期女性移民曆史更是被沉潛在海底，塵封在故紙堆中，女性作家以特有的性別敏感將之發掘出來，有著奪目的鮮亮色彩。作品有意將曆史文獻與故事講述並置，以扶桑為線索，鮮活再現了早期華裔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的悲慘遭遇。她一出生就被訂了娃娃親，而她的丈夫八歲就去了美國淘金，等扶桑長到十四歲被要求成親時，她抱著一隻大公雞拜堂。實際上成了夫家不花錢的奴仆，種田、洗衣、做飯等。來到美國的曆程令人發指，被人拐子盯上，幾句花言巧語將她騙上船，與眾多被拐騙來的女子被關在底艙，牲口一樣運到美國，在唐人街的人肉市場論斤拍賣，成為鴇母手中賺錢的工具，在妓館，她們承受男人們的淩辱，鴇母們的打罵，疾病的折磨，暗無天日的生存，往往年紀輕輕就已經離開人世。同時，她們也遭受到美國的種族歧視，比如白人報複唐人街的方式就是輪奸這些可憐的妓女等。在嚴歌苓的寫作視野裏，扶桑這樣的女子在國內飽受男權社會壓抑，沒有絲毫的自由。而來到美國之後則受到雙重的摧殘，她是男性蹂躪的物品，也是主流社會報複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