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言之為母性，在她筆下，扶桑就是一個地母該婭一樣的女性，她承受一切苦難，吞咽一切肮髒，卻留給觀望她的人以美麗、善良和愛。嚴歌苓並沒有賦予巧巧、扶桑等人脆弱、戀家、多愁善感等通常女性的特征，她們有自己的強悍，生命的韌性和在苦難處境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和快樂的本性。巧巧那一雙有著迷人笑渦的手卻是凶狠、快捷、殺過兩個壯漢的手；扶桑的溫厚美麗的微笑，刑場上的婚禮，麵對死亡、災難時的從容鎮靜，她不僅是一個受害者，她也具有無窮拯救的力量。
作為第五代移民，“我”嫁給了白人丈夫，接受了正規的係統的西化教育，甚至成為了西方社會裏的一員，卻惶然回望，東方文化還有沒有足夠的力量穿越今天的喧嘩與騷動，重新抵達人心，還能不能參與到今天的文明建構中來？應該說她是非常矛盾的，常常把自己置身於一種悖論之中，在發現西方文明的病症時，體察到了東方傳統文化的深厚魅力；而依戀於東方傳統文化時，又非常失落於它根深蒂固的陳腐和惰性因素，甚至能通過作品感受到強烈的焦慮和猶疑。我認為這是作家在作品中反複且沉痛地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理解她的女性立場和作品內蘊的一條途徑。
正因為如此，嚴歌苓在她的作品人物塑造上麵花費了很多心思和精力，極力想要超脫視野的局限，客觀公正地評價兩種文化各自的優劣之處。在她作品中多次對傳統文化和代表傳統文化的人和物予以詩化的誇張描寫，以此來寄托鄉思鄉戀。比如《扶桑》中對大勇的豪俠、武鬥場麵的精彩展示，有如戲劇般的美。
這場武鬥因扶桑而起，兩個爭娶她的男人動了刀子，結果兩邊的人宣戰，到後來無論打鬥方還是觀看者都忘記了因何而鬥，而是懷著一種來由不清莊嚴的仇恨去廝殺，似乎成為他們對所在國度對他們的歧視、排斥、輕賤的一次爆發。作者意味深長地描寫了這段血腥武鬥，把華人的武鬥刻意予以美化，寫他們決鬥前精心裝扮、剃頭、白綢衣褲，刀斧上色彩豔麗的絲穗。互相叫陣，捉對廝殺，如同古代戰場上相遇的兩軍，秩序井然，勇猛頑強。“所有人都酣暢淋漓地流著血。”“他們不是在自相殘殺，他們是在借自相殘殺而展示和炫耀這古典東方的抽象的勇敢和義氣。”是一種“東方式的雄性向往：那就是沙場之死。這死可以毫無意義，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輝煌的意義，刀光劍影，熱血如浴，這死還有什麼比它本身更壯麗的意義。”將之看作對美國人種族歧視的示威和宣言：他們死給你看，死是最後一步，這一步能走得這樣從容，心甘情願，它之前的許多步，如歧視、詆毀、驅趕、毆打還值得提嗎？處於絕境的人們身上蓄積的強大的爆發力。而到了“我”這一代移民，種族歧視並沒有消失，隻是變得更隱蔽，從下飛機移民局官員同樣刻薄麵孔，同樣在唐人區找工作找房子，完成從熱土到冷土的過渡，一步一探向洋人區域突圍。
渡船上，大勇命扶桑吹奏蘇武牧羊，這讓同一船艙的洋人極不舒服，由此引發了一場械鬥。微妙在於“蘇武牧羊”這首曲子特殊的背景和含義：漢代蘇武奉命出使西域，被囚大漠荒原十二載，蘇武在極為艱難環境下，仍心懷故國，手執皇帝賜予的節犛牧羊，直到有一天回歸故國。當扶桑吹奏這個曲子時，每一個聽曲的中國人都成了蘇武，被迫屈辱地生活在異國他鄉，受盡欺淩辛酸，期望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重回故國。所以即便雙方力量極為懸殊，洋人全部被扔進海裏，是被曲子煥發起的勇力。
但是在西風中熏陶了的嚴歌苓同樣看到了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陋處，相比起國內作家，她的筆更辛辣更具攻擊性。比如《扶桑》中對“忍”的不屑和中國人堅持忍而導致的悲劇幾乎是憤激了，“謎”一樣的沉默溫良，他們在非人的環境中，低廉的工資，靠一罐米飯一撮鹽就能活下去，甚至被活剮也不叫一聲。包括扶桑，作者用華麗的筆墨書寫她的母性、寬容、慷慨和對命運、苦難的忍受力，何嚐不帶有辛酸的嘲諷和悲涼的同情？包括對自己，對第五代移民，對一代又一代遠離故土來到美國求生存，追求自由財富等夢想的華人移民的忍受精神予以同情的同時，也表達了憤慨和不屑。
忍耐、謙恭、退讓，無一不是道家精神的滲透，也正是林語堂所熱烈讚美和批評過的。他讚美蘇軾陶淵明在人生逆境中的生活藝術，對苦難的超脫逍遙。但是對民眾的麻木忍耐則嚴厲指責，認為他們安靜的忍耐是一切罪惡之源，使劫掠和欺淩正大光明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