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夢想是怎樣變成夢魘的？
在書的扉頁，羅莎用近乎調皮的語言寫道：“（將書）獻給我的女友，所有那些對我來說曾經和現在都很重要的女人……”之後是長串的名單。是的，她這本書是獻給天下的女性的，尤其是那些擁有才華和夢想的女人。她將近乎慘痛的故事告訴我們，越是優秀真摯，才華出眾的女性越是容易踏入悲劇。因為她們的心靈更容易敞開，她們的情感更熾烈，她們一點點性格上的弱點就會把自己的人生捅出一個大窟窿。而女性要想在壁壘森嚴的男權社會裏有一點成就，有一點突破，是談何容易？她們因為出類拔萃，反而更容易被攻擊被排斥被誤解，她們以對世俗傳統的冒犯而獲得了藝術上的成功，卻得到了世人的白眼，有人甚至被送進了瘋人院。
她們被要求無條件的奉獻和犧牲。比如《帶著鋼爪》中說，“男人把婚姻視作為自己服務的一個機構，而女人把婚姻視為一個甜蜜的童話故事。”看看那封趾高氣揚的信，一封婚前古斯塔夫寫給阿爾瑪?馬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長信，”信中竭盡嘲諷傲慢地宣布：“……你隻該有唯一的一個職業：讓我幸福的職業。你得放棄所有那些表麵的東西（所有與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關的東西）。你得無條件地獻身於我，你得讓你的未來的生活在所有的細節上都服從我的願望和需要，除了我的愛情，你不該再要求得到別的什麼。”在整夜失眠和哭泣之後，美得如同神話的阿爾瑪答應了不平等條約，十年未曾作曲。
她們也心甘情願地躲在男人的身後，艱辛地支撐起男人的成功。《沉默》中，格雷戈裏奧?馬丁內斯?謝拉是二十世紀西班牙最著名的劇作家之一，但真正的作者卻是他湮沒無聞的妻子。格雷戈裏奧長相極醜，“患佝僂病和肺結核”，貪財，好色，對才華橫溢的妻子極度榨取。而瑪麗亞?萊哈拉加毫無怨言，她像一架開足了馬力的機器一樣勤奮的工作，所有的作品都署上丈夫的名字，將名利輝煌都披在他的身上，留給自己的隻有無邊的孤獨的沉默。像瑪麗亞這樣天資聰穎的女子又豈能不明白自己在被無恥的掠奪？她在作品裏近乎悲憤地寫道：“婦女沉默是因為受宗教的教誨，她們堅定地相信順從是美德；她們沉默是因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們沉默是因為屈服的習慣；一句話，她們沉默是因為在幾個世紀的奴役威逼下，已經具有了奴隸的靈魂。”在婦女沒有發言權的時代，她的智慧和才華隻能以這種“謙卑的驕傲”呈現在人們麵前。
比如《夢想與夢魘》中的卡密爾?克洛代爾，她曾經聰慧美貌，富有才華和膽量，她帶給羅丹靈感，甚至在羅丹大多數成功的作品上都留有印記，而她卻隻在曆史上留下了這樣短短的一行介紹：“羅丹的模特和情人。”她的飛揚的才華被時間的粉塵湮沒，離開羅丹想要獨立的她卻因為世俗的偏見而陷入極度困窘之中，後來被冷酷的母親送進了瘋人院，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地方度過了灰暗的三十年，寂寞無聲地死在了那裏。她的淒苦的一生就此漫無蹤跡。一株名貴的蘭花就這樣枯死在臭水溝裏。
那麼她們的夢想是怎樣變成夢魘的？是不是都是社會和時代環境造成的呢？她們自己是不是也應該承擔一部分責任呢？
《致命生活》裏開宗明義：“有人把任何事情都稱為愛情。例如對他人病態的需求，最殘酷和毀滅性的寄生習性。”塞諾維亞?坎普魯維就是這種“愛情”的犧牲品。她的丈夫胡安?拉蒙?希梅內斯，195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胡安是一個非常厭世消沉的人，並以他的弱贏得了她的母性的包容，無條件地答應丈夫的一切要求，不管這個要求是多麼不近情理，完全消融了自我。曾經因為他需要絕對的安靜，她可以一整天都躲在衛生間裏。把為了某人而毀滅自己，變成了“一種邪惡和致命的樂趣”。他以一種病態的依賴緊緊攥住了這個女人，而這個女人以病態的奴性留在他身邊。兩個人的人生變成了一個人的人生，這就是致命之處。
作者用一種深刻的悲憫和闊大的人類眼光反思這些天才女性的悲劇起源，對她們，她有著極其複雜的心態，有不滿，也有同情和理解。
相比較起來，勃朗特姐妹似乎要幸運得多，雖然她們貧窮，生活在偏遠的荒原，惡疾纏身，都在盛年去世。但是起碼她們有姐妹情誼的相互扶持，彼此靈魂的安慰，沒有愛情，也就沒有人借著愛情的名義行使掠奪。她們有著苦難的一生，可是她們的作品卻讓她們永遠成為人們心中的傳奇。那些黑沉沉的夜晚，在孤單的荒原，壁爐的火光映照下，她們圍坐在一起，總有一個激情昂揚的人在朗讀自己的作品，幽暗的空氣裏“充滿她們美妙話語的火花”，這樣的畫麵穿越時空來到我們麵前，依然回蕩著動人心魄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