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寶玉”可以不打嗎
寶玉挨打是《紅樓夢》的精彩情節之一。凡讀過《紅樓夢》者，大約是不會有人忽略這一情節的。
對於寶玉挨打事件的評論，也是紅學研究中的重頭戲。說一部《紅樓夢》養活多少人，其實，專門就此生發開去，就可以賺得不少銀子呢。在大量的紅學研究論著中，經常會看到對寶玉挨打進行“階級鬥爭”的分析。想想，原來也隻是在賺銀子罷了。在當年讀書時，並不少接觸此類分析，也認為分析得很有道理。尤其是在《中國文學史》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紅學家的“引導”下，這種“階級鬥爭”的分析，在意識中已是根深蒂固。由於根深蒂固，當然就沒有像現在把人家往賺銀子的路子上去想的惡毒心思了。
對於“階級鬥爭”的分析，基本的思路是，寶玉代表反封建的進步力量，而賈政自然是封建壓迫勢力的代表，並且，由這兩大中心，形成了兩個陣營。於是，整個《紅樓夢》的思想性分析，就極其簡單地變成了非此即彼、矛盾對立的二分格局，隻要你能保證在這個二分格局中分析，就可以任意穿鑿附會、延伸拓展，天馬行空、“神馬神馬”的，肯定不至於出現什麼大錯；即使有些什麼不妥，隻要有“革命性”罩著，也是料無大礙的了。
隨著閱讀的反複，和世事、人情經曆的增加，我的“革命”的那根弦逐漸地有些鬆弛，更為可怕的是，對以往的那些分析和論斷產生了不以為然的感覺。
當然，這也僅僅隻是感覺而已。
細想寶玉挨打的因由，在回目中已寫得明明白白，即“不肖種種”。問題在於“肖”的標準應該是什麼。在“階級鬥爭”的分析裏，“肖”的標準自然是封建統治的製度、規範、秩序，等等。寶玉的基本言行都與這個標準相悖謬，所以該打；而作品的所謂思想性，在於肯定寶玉的這些與封建統治標準相悖謬的言行，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和反封建的鬥爭精神，於是《紅樓夢》由此確立了偉大作品的曆史地位。
但是，如果我們把寶玉的那些言行，放在現在，他能不挨打嗎？如果他挨打了，是不是也說明他是受到了封建主義的殘酷壓迫？或者，他的父親也是封建主義的暴君？20世紀初，魯迅先生提出怎樣做父親的問題，其演講的遺響還在，我們是否變得重聽了？如果我們現在也不得不打罵孩子，是否也活該得到暴君的惡諡呢？
首先，寶玉不肯讀書。寶玉不是不會讀書，而是不肯讀書。凡有人勸他讀書，他就討厭。即使是寶釵、湘雲、襲人等，也都因此而招來沒趣，不能幸免；唯有黛玉從來不對他說這類“混賬話”，所以被引為知己。讀書是一種學習。盡管學習的方法和途徑可以有多種，但學校教育在任何時候都是主要的途徑，尤其是對十來歲的青少年來說。從階級鬥爭分析的角度來說，人類的發展史就是階級鬥爭史；但從文明進展的角度來說，人類史實際上就是學習史。人類如果沒有學習的本領，或者人類固有學習本領而不肯學習，那麼人類的創新進步就不可能。如果一開始，我們的老祖宗就堅持“家無浪蕩子，官從何處來”的信條，說不定至今我們還沒有光鮮的衣服，而隻能扯幾片樹葉遮羞而已。所謂的學習，它包括學和習兩個方麵。學者，效也。學即仿效、模仿，是對包括成年人的行為習慣在內的已有知識的吸收。習是在學的基礎上的自我實踐、練習，以期把所學知識鞏固下來，從而成為生存發展的本領。從成年人的經驗看，寶玉不肯努力學習去掌握“仕途經濟”的本領，不該打嗎？試試看，十來歲的孩子天天逃學，不寫作業，專門說些混賬活，我們的手能不癢癢嗎？如果不手癢，那麼，所謂的社會責任、曆史責任，又何從言起呢？其次，寶玉亂愛男女，就更應該打他一回了。作為性意識剛剛覺醒的小男孩，和幾個熟悉的女孩子親昵點，在大戶人家內，本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寶玉並不僅此而已，他還和幾個男孩混得不清不楚，這在那個時候的那個家庭，能夠容忍嗎？就算是開明的今天，雖然西方國家有同性戀協會之類的組織在極力爭取自己的權利，動靜頗大，影響不小，但就整個社會的道德評價看，還是負麵成分多些。如果我們的孩子上課一半跑到廁所裏，參與到“貼燒餅”的行列中去，我們能不動雷霆之怒嗎？天地良心，這事攤到我頭上來，我是必打無疑的。我是真的不敢保證能夠做到心平氣和地去正確引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