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看法，孔子首先就表示肯定，因為能做到這樣，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如今，都已經是相當不容易的，所以孔子說“可也”。但是，我們知道，孔子是一個完美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他認為人的美德應該得到不斷的提升，以至於成為至聖。於是，他對子貢的說法加以推進、提高。貧而無諂，而且還要有一種快樂的心態。這是一句在理解上出現比較大爭議的話。安貧樂道，不能簡單地把它認為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如果是統治階級或者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個人或集團，他們說這樣話，一方麵當然是為了鞏固統治地位，而另一方麵，統治地位的鞏固，客觀上給被統治階級一個相對安穩的生活，從而能讓統治階級可以進行統治的改革或修補，進而為被統治階級帶來一定的福利。我們曾經一度受“階級鬥爭”觀念的影響，一提起窮人，就是鼓勵去鬥爭，去革命，這實際上是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理解。任何一條真理都不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在20世紀60年代，我們沒有否認有太多貧困人口，但也沒有鼓動大家都起來革命造反。至今，我們仍然有數以千萬計的貧困人口，我們是怎麼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呢？或者說，以什麼樣的內容和方式來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才是真正對他們有利的？現在還是有一些人批評孔子保守、複古、倒退，完全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我從來就不讚同這種觀點。我認為孔子所要做的事業，恰恰是為廣大人民的。從文體角度看，我堅持認為《論語》是一本雜文集。《論語》是以批評、規勸見長的一本言論集，而它所要批評和規勸的對象，正是當時的統治集團。讀《論語》沒能讀出這一點，可以說與《論語》的精神實質還是有一些距離的。如果是站在被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當然要說革命性的話語。這在對被統治階級進行革命宣傳時是十分必要的。比如，每次的農民起義，總是要提出與安貧樂道意思相反的口號。而如果這個階級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了，卻還依然堅持革命時候的口號，這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還是極為有害的。我們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放棄“階級鬥爭”的口號，就有這樣的意思。假定我們今天照樣來宣傳不能安貧樂道，我們可以想象出其後果是怎麼樣的。莫非是讓當前那些還處在貧困境地的群眾都起來造反嗎？當然，說貧而樂，不是說因為貧窮而感到快樂，而是說雖然現在還貧窮，但沒有必要整天生氣、憤怒，跟誰都過不去，那樣無補於事，不能改變貧窮的狀況。
而是說要保持快樂的心情，保持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這樣才有可能去改變命運，去克服貧窮。像顏回那樣，在陋巷，不改其樂的。
那麼，富而好禮就可能容易理解了。禮在古代的含義比較廣泛，大約可以認為是所有製度、規範的總和。禮是與仁相對一個範疇，仁是人的內存的道德情感，實際上就對人的關愛，所謂仁者愛人。而禮則是促進仁、實現仁的外部保證，尤其是對不仁的約束和製裁。可以這麼說吧，仁為體，禮為用。可能全部的人都達到仁，那麼當不仁加害於仁者時怎麼辦呢？這就必須有禮來調節了。已經富起來了的人，按現在時髦的說法叫強勢，強勢很容易給弱勢造成傷害。在良好願望上，當然是希望他們好禮，但是當他們不好禮並且為富不仁時，又拿他怎麼樣呢？這就要運用禮了。就個人品德而言，貧而樂，富而好禮，顯然是要比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要高一層境界的。“好禮”應該是自覺的，不是被人強製著守禮的，好禮與守禮是略有不同的。孔子死後，很多人認為子貢的修養學識超乎孔子，但子貢自己卻不這麼認為，於是就有“院牆”之比了。從這次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子貢並非謙虛，而是孔子確實比他高超。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聽了老師的補充，子貢領悟到了學無止境的道理，於是引用了切磋琢磨的詩句，孔子極為高興，大加表揚。因為孔子向來主張，不學詩無以言，而子貢恰恰是在言的過程中引用了詩，作為學生，能夠實踐老師的教導，怎麼能不讓老師高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