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麵肯定有一種什麼東西在作怪，以至於我們居然可以對與皇家攀親都不屑一顧了。想想，這種能夠作怪的東西可能就是所謂的權力欲望。權力，包括皇權，肯定是世上最好的東西了。政治家，政治野心家，政治陰謀家，以及官僚、政客、黨棍、軍閥，都在垂涎，這很自然，因為他們具備那些基礎條件；就是村夫野老，有時也會脫口而出，隨隨便便地說出一句“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話來。但是，問題卻是在於權力不但有大小之分，還有集權與分權之別。當個雞頭，所擁有的那種權力是集權，盡管低賤如雞頭者，但在“一隻雞”的身上，一切由雞頭說了算；而作為鳳尾，在“一隻鳳”的身上，鳳尾僅僅隻是分權中很是可憐的極小的一份。或許還可以進一步這樣來理解，集權是專製的特色，分權卻是民主的表現，在雞頭與鳳尾的取舍上，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盡管整隻雞的權力可能還不如一片鳳尾的羽毛，但在雞本身，雞頭的權力卻是至高至大的一種極權。可見，我們受專製的影響有多深，都在渴望獲得並且掌控一種可以不受挑戰、不受約束，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極為頑固的文化心理。在這種文化心理的驅使下，我們對權力追求幾乎是病態的，非理性的，隻要能得到權力，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而一旦失去權力，盡管可能收到一些廉價的同情和空洞的安慰，但在整個的社會評價上，卻基本上是失去了權力也就表明失去了一切，就什麼也不是了，於是又有了一句話：落毛的鳳凰不如雞！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雞頭與鳳尾如何定價的問題了。雞頭與鳳尾二者的價值與價格到底如何呢？
不知什麼緣故，人們總是習慣地認為：當頭好，當尾不好；當頭優，當尾次。而且，當頭與尾分別處在不同整體上時，人們也依然頑固地認為頭是好的、優的，尾就是不好的、次的。其實，當頭與尾集於一身時，都是整體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是沒有輕重與主次的區別。任何一種動物或植物，隻要它的尾巴還是客觀地存在時，就證明它的尾巴是重要的，是必要的；即使沒有通常所認為的那種“尾巴”存在，但它的尾部也是必然存在的，對於尾部而言，也同樣是重要的，必要的。
不能認識到尾的重要與必要，這將是不幸的，甚至是災難的。在瘋狂的“十年動亂”的年代，理性遭遇前所未有的踐踏。依稀記得有一部叫做《決裂》的電影，裏麵有一個教授在講解有關馬的知識時，說到了“馬尾巴的功能”，這不僅在影片中就是作為諷刺批判的例子，並且在電影播映之後，更是成了社會上對某種知識進行嘲笑的依據。但是科學的理性告訴我們，馬尾巴的確是有它的功能的，而且還是一種極重要的功能，至少可以肯定，它具有保持馬在奔跑時保持身體平衡的功能。當人們被明確告知談論“馬尾巴的功能”是可笑的之後，在人們的認知領域中，凡是尾巴就是無用的，乃至是有害的；並且認為凡事物都是有尾巴的，甚至連“主義”也是有尾巴的，比如“資本主義尾巴”。資本主義顯然是已經被我們趕跑了，但是卻還在社會主義裏麵拖著一條討厭的尾巴，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純正，我們必須狠狠地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結果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並沒有被割到，反而把社會主義必要的手腳都砍殺得鮮血淋漓，差點導致社會主義經濟衰竭而死，斷送了社會主義。
當然，從理性的方麵分析，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兩利相權而取其重，兩害相權而取其輕。盡管這句話本身是正確的，但是對於雞頭與鳳尾，卻是處在不同的整體之上的器官或部件，具有“不可比”的特點，也就是說雞頭與鳳尾之間不可能比出利害輕重來，因此，硬要做“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選擇，實在是太沒有理智的了。必須弄清楚的是，我們或者是在一隻雞身上，或者是在一隻鳳身上，我們不可能既屬於雞，同時又屬於鳳；如果我們是在一隻雞的身上，那麼，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或者當個雞頭，或者當個雞尾，必要時或受某些條件的限製時，當個雞毛雞蛋也是可以的或應該的；同理，如果我們是在一隻鳳的身上，亦作如是觀。
人的很多不幸，並不是不幸來選擇自己，而是自己選擇了不幸。由於沒能明白自己到底是雞的一部分還是鳳的一部分，卻是片麵地看到頭的風光與了得，於是就固執地要當雞頭，不當鳳尾，結果是雞頭沒能當成，連鳳尾的位置也丟了，到最後甚至可能隻是一堆雞糞或者鳳糞，假如鳳也會拉屎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