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孝經》的主張看，其文化的內核在於”孝“。正如《孝經》中孔子對曾子所言”人之行，莫大於孝“，古人對此達成共識，故有”百善孝為先“之說。
孝行品德的培養是古代治理天下的基礎性工作。這並不是從外部強行輸入的說教，也不是曾經有人批判的統治階級給被統治階級不懷好意地套上的精神枷鎖。在《孝經》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作為孝的內在實質的”愛“與”敬“的情感，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並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的。兒女對父母，在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種自然親近和依賴的天性，古代的教育者就據此教育他們愛父母；而父母在兒女的眼中，總是特有本事的人，於是聖人就教育他們尊重父母。這種因勢利導的教育方法，實在是抓住了根本，所以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孝經》所言：“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教育好了人民，全麵提高了人民的素質，這對治理國家、社會，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行政，其成本顯然是可以大大降低的。因為，以孝來教化人民，可以讓人民知道做事情的輕重遠近和是非曲直，從而在貴與不貴、可與不可上做出正確的選擇。於是，人們都能像“淑人君子”一樣，向著“其儀不忒”的境界靠近。這對行政者來說，應該是太願意看到的局麵了吧！
其四忠孝一體，兩全不難
在此次抗震救災中，無論是參與救災的英雄，或者對救災者行為進行評價的人，都會麵臨一個問題：忠孝能否兩全？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千古的難題。一直以來，人們都覺得忠孝難兩全。原因是，忠的對象是君，孝的對象是父，而行孝主體卻隻有自己一個人。一個人很難做到既忠君而又孝父，特別是君與父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比如，你想竭力為皇帝服務，就很難對老爹照顧周全；反之，你想全力讓爹高興，替皇帝做事就不免要打些折扣了。
放到現在，忠的對象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忠，不是為皇帝一個人了，皇帝也已經沒有了。現在的忠，從根本目標上說，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而從具體實踐上說，就是忠於職守。對於孝來說，其對象和內容基本上還是沒有什麼變化的，就是對親人的愛敬。
當自己的親人和其他人都需要救助的時候，救助親人可以看作是孝，救助他人可以認為是忠，是行孝還是盡忠呢？這無論在倫理道德上，還是在心理情感上，都是一個很難的抉擇，於是就出現了報上所披露的汶川英雄士兵承受“不孝”罵名的情況。
事實上，這是對“孝”的誤解：責罵者不解孝的真諦而罵，是沒有道理的；被罵者因而產生道德上的心理負擔，也是因不解孝的真諦所致，因此也是沒有必要的。
《孝經》雲：“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如上所說，把“君”換成現在的國家、人民和自己的職守，就可以把對親人的孝轉化為對國家、對人民、對職守的忠。這種情況，古人有一種很好的概括，叫做“移孝作忠”。移孝作忠，事實上是真正的大孝。比如嶽飛“精忠報國”，盡管他沒能隨奉老母身邊，而去浴血沙場，最後獻出生命，如果按“父母在不遠遊”、“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框框來衡量，他是“不孝”的，但是，《孝經》裏對孝的最終完成的指標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這才是真正實現了“孝”。在現代也有兩個鮮明對照的人物：一個是胡長青，一個是孔繁森。胡有“孝”名，但死後卻讓親人蒙羞，實為大不孝者；而孔繁森拋妻別母，最後為人民殉職，看似“不孝”，實則讓親人感到榮耀，實為大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