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來的歐洲人居多，其中說法語的也不在少數，連這個來自加拿大的小夥子，也是來自魁北克這個說法語的地方。他是個哲學教師，又自稱“分裂主義者”，所以對社會問題比較有見解。
我問他：“魁北克人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嗎？”
他說：“不，就是魁北克人。”
他們的法語跟法國人的法語也不太一樣，語言中保留了不少古語，相對來說法國的法語更現代一點——這倒像台灣“國語”保留了更多古漢語成分一樣。魁北克的法語人口覺得自己受到了英語人口的壓迫，他們對加拿大的貢獻大，卻被別的地區拖累了。
期間，我和他說到中國最近出了一些開車撞人之後又故意殺人滅口的事。他很吃驚，說：“這在加拿大不可想象。在加拿大，你撞了人，如果是因為你違反交通規則，比如喝酒闖紅燈，那你就進監獄；如果是意外，那你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然前提是先要把傷者送到醫院）。至於傷者的醫療，有保險負責，誰也不用管。”
我說：“在中國，撞死了人，司機反而賠償的錢少。”
“怎麼會這樣呢？怎麼形成這樣的製度呢？”
誰知道。
關於中國人一些臭名昭著的駕車習慣，我求證他們那兒的做法：“你們平時開車按喇叭嗎？”
他說：“除非是有別的車犯了錯，影響了自己，造成了危險，才會按喇叭。我自己從來也沒有按過喇叭——never。”
談到在中國的旅行，他回憶起在廣東住在一個當地人家裏時，剛好趕上了一場婚禮，一場“非常非常有錢”的婚禮。新郎好像是一個省級高官的兒子，主人在珠江上包了遊輪巡遊，他也跟著一起去了。宴席非常豐盛也非常浪費，婚禮後每位客人還得到了一張五星級酒店的房卡，可以住一天。
我問他：“你覺得那些有錢人是紳士嗎？或者說他們客氣嗎？”
他說：“不，非常傲慢無禮。”
“比如說？”
“他們對著上菜的服務員大吼大叫。”
他是一名教師，在說到加拿大學生的課本時讓我印象深刻。
我問：“你們教師用的課本都是統一的嗎？”
他說：“當然不是，都是教師自己指定的。”
“哦？隨便怎麼指定都可以嗎？”
“可以。比如說，這個教師喜歡柏拉圖，他就可以多讓學生們看柏拉圖的書，那個喜歡笛卡爾，也是一樣。當然會有一些基本原則，比如一些必要的哲學常識要讓學生學到。”
除此之外，對於身外物，這些老外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樣崇尚奢侈豪華。第一天，加拿大教師穿了一雙碩大無比又滿是泥濘的戶外鞋來到我家。他說：“我晚上要去買一雙鞋。”
我問他預算是多少，他說也不一定。我說那咱們到超市裏看看。因為他腳大，46碼，在幾個國內品牌的運動鞋專櫃看了半天，好像是一個也沒看上。問售貨員女孩有沒有46碼的，女孩找了半天，居然找出來一雙。我看他的神色倒有點失望，好像本來是希望沒有的。後來才明白，兩百多元的價格他嫌貴。我明白了，就帶他去看特價鞋，他一看價格，也要幾十塊錢，還是不滿意。他問我，有些中國人穿那種綠色的帆布鞋，哪有賣的——原來想要“解放鞋”。我突然想起來，我們樓下的小雜貨店就有。在小雜貨店裏，他看到還有賣那種輪胎底的黑布鞋。我說，這種布鞋在中國隻有老頭和民工才穿。他如獲至寶，穿上一試，正合適。十塊錢，老板報價。加拿大老師爽快地付了錢，高興而歸。
第二天他就穿上黑布鞋上街，說：“我現在像一個真正的中國老家夥了。”
晚上回來他手裏多了幾件衣服，說是在超市買的背心，白色的。他強調了一下，“最便宜的”。穿上一看，效果還不錯，款式也挺時髦。再出去的時候就是這一身了：小背心，黑牛仔褲，老頭鞋，兩手空空一個包也不帶。我仔細端詳了一陣，說：“路易，你像一個丟了所有東西的外國人。”他大笑。
自然，沒有理由不談到房價。他說自己在魁北克的房子有七百平米！——當然不是在鬧市，是在小城郊區。他對我說：“有一個事情會讓你吃驚的。我有一個朋友，花了相當於人民幣一百萬元的價錢買了一塊兩平方公裏的產業，這產業裏麵包括房子，還有一個小湖！”
加拿大教師在北京旅遊的時候，還跟我發短信抒發感慨，說在北京毛主席紀念堂前排隊，看見紀念堂賣花給參觀的人，這是“把社會主義的老祖宗都資本主義化了”。後來，我請他描述一下來中國旅遊後的總印象，隻用一個詞。過了會兒短信回過來了：“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