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94年）
在離開白宮之後的第一個10年裏，尼克鬆初步達到了他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目的，但他並不滿足，在下一個階段，他希望得到更多。他遍訪世界各國，頻繁會晤外國首腦；他著書撰文，既捍衛已往的成就，也提出新的主張，既緬懷昔日的輝煌，更渴望今朝的奇跡。在很多人看來，福特總統和卡特總統都像是事後諸葛亮，裏根總統雖然強悍，卻不免僵硬，而尼克鬆給他們提出的許多建議，則顯得“既敏銳清新，又幹淨利落”，這也正是尼克鬆能夠重返政壇的一個原因。到80年代中期，人們對尼克鬆有了新的認識，雖然“水門事件”仍然是一道抹不去的痕跡，但尼克鬆的外交成就日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尼克鬆的外交才能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一、擴大交往，增加影響
到80年代中期時，尼克鬆開始在各種場合出現並受到歡迎，特別是在國外與外國領導人的頻繁會麵，使他的影響日益增長。例如，1985年9月4日，尼克鬆到達北京，第五次訪華，而且是在他剛剛做了皮膚癌手術3周以後。他再次會晤了已經81歲高齡的鄧小平。鄧小平向尼克鬆介紹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情況，並與他討論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尼克鬆在中國已經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他到大學演講，頗受歡迎；在城市的街道上，他被人們簇擁。
1985年，尼克鬆為《外交事務》雜誌寫了一篇文章，這標誌著他作為資深外交事務專家的地位得到了確認。他的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美蘇關係的，但其中所闡述的一些原則也同樣適合中國。如他強烈主張每年都舉行兩國首腦的高級會談，通過接觸和磋商來防止出現嚴重分歧、發生武力衝突，而導致共同毀滅。他強調美國的外交政策需要兩黨協調，以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不能有絲毫的鬆懈①。
尼克鬆在文章中也談到了中蘇關係，重複了他多年以前就形成的看法，即他最擔心10億中國人既擁有核武器，又對美國懷有敵意。他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盡管這種情況到那時為止還沒有出現。他認為另一個危險就是“蘇聯先發製人地打擊和除掉中國的核武庫”。這不是眼前的危險，“因為中國還缺乏足以威脅蘇聯的工業基地的軍事能力。但當中國將來發展到具有這種能力時，蘇聯領導人就會決定最好是在中國成為一個核大國之前打擊它”。其實，恐怕這也是美國最擔心的。尼克鬆還強調，任何核大國之間的核戰爭，都容易“挑起世界大戰”，他說這也是他為什麼要在1969年當蘇聯有這種意圖時，決定與中國和解的原因。他承認，這種可能性在80年代已經減小了。他還說，“歡迎而不是反對蘇聯和中國在這個方麵舒緩緊張關係，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利益”②。尼克鬆一直希望利用中國作為對抗蘇聯擴張的砝碼並因此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這一總體思路從未改變。而且，尼克鬆一方麵鼓勵中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強大起來，同時，他也害怕中國會“把世界拉入可怕的核戰爭中”。這種心理上的矛盾和言辭上的混亂正好反映出美國在處理對華政策中始終難以協調的兩難。
①Richard Nixon，“Reagan and Gorbachev：Superpower Summitry”，F0rei n Affairs，v. 64 pt.1，1985/86，pp.1 -11.
②Nixon，“Reagan and Gorbachev：Superpower Summitry”，F0rei n Affairs，v. 64 pt. 1，1985/86，p.3.
1986年，尼克鬆又進行了一次環球旅行，並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到莫斯科與蘇聯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麵。這次會見在當時影響很大，可以說是尼克鬆回到政治舞台上的又一個裏程碑。在1986年的一次采訪中，尼克鬆高度評價了中國自1979年以來在改革開放方麵取得的成就。他特別提出中國在農業方麵有很成功的經驗，因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取得獨立後都未能解決農業生產的問題，而中國，盡管有10億人口，可耕種的土地不足，但中國人民不但生產出了足夠自己食用的糧食，而且還能部分出口。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將對第三世界國家產生重要影響。他同時敦促美國和中國在更多領域進行合作①。
1988年1月9日，正值尼克鬆75歲生日之際，他寫成了新書《1999：不戰而勝》。他自己描述他的這本書是“一生的學習和在外交政策方麵親身實踐的產物”②。事實上，它是《真正的戰爭》和《真正的和平》的繼續，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影響當時美國在總統選舉年的外交政策辯論。他既反對卡特時期的“超級鴿派”，也批評裏根政府中的“超級鷹派”。他把自己看做是中間派，認為美國應當采取一種新的政策，即將威懾、談判和競爭結合起來的政策。尼克鬆仍然把蘇聯看做是世界上邪惡勢力的源頭，而同時對中國寄予厚望。他重申，潛在的10億“世界上最能幹的人民”將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成為一個經濟上乃至軍事上的巨人。因此，美國的目的就是要保證，“在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互利的雙邊關係”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