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的前身是一種聚餐會。最初是由誌摩的父親徐申如和銀行家黃子美共同資助的，初衷不過是為在北京的親朋好友提供一個聯絡情感的場子。誌摩歸國後，乃定址於北京西交民巷西首鬆樹胡同7號。1924年3月，泰戈爾訪華，他很喜歡這個小資氣氛濃鬱的聚餐會，始更名為新月社。後來，慢慢發展成為一個人文氣息濃鬱的文人的鬆散團體。
有關這一段美好歲月，葉公超的記憶尤為深刻，他當年是上海暨大的一個低級別的助教，徐誌摩則是光華大學外文係特聘的大教授，他們有過一段朝夕相處的日子。有一回，徐誌摩與葉公超這樣的新進後生談得興起，兩人竟是胝足拊掌地講了一個通宵。“從輪盤賭的神秘說到人生的運命，買賣金子的虧贏，販賣鋼板皮口袋和頭發網子人的麵貌，說到這裏窗外布穀的聲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種種的歌鳥，泰戈爾歡喜的花鳥，愛爾蘭人葉慈給泰戈爾的一封信，與他隻有兩麵因緣的曼殊斐兒，曼殊斐兒的眼睛，哈代說話的音調，每早光華道上的鳥聲，桌上那書皮的顏色，《新月》月刊的封麵。
徐誌摩這人在錢財的使用上從來就保持了一種名士的散漫氣派。有錢的時候多賺多花，與朋友們聚在一起喜笑顏開。錢少的時候，誌摩也是講義氣，講麵子，在社交的場合搶著買單。“仰首一笑出門去，千金散盡還複來。”誌摩那種與生俱來的大丈夫氣概，使他從來就沒有把錢財真正地放在心上。
誌摩猝然離世後，新月社過去每星期兩桌的固定飯局因為無人買單，很快就取消了。原先聚集在新月社與誌摩亦師亦兄的年輕人，也悄然地做了鳥獸散。葉公超對此的說法是，徐誌摩對待朋友的態度，真的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的古典氣質。“世界上隻有他這樣一個人，再沒有第二個了。”
以後的陸小曼就一直生活在素有東方明珠之稱的大上海。直到她的晚年，她的黯然離世。
當年，誌摩與小曼這一對真心相愛的年輕人，從情感到物質都是一種堂皇大方的奢華啊。
那樣渲染流瀉著的一種福氣，是上帝恐怕都要羨慕的。
他們仿佛是一對不知世途險惡的天真無邪的金童玉女，賺到錢的時候各自高朋滿座，把家中所有的好東西都拿出來與朋友們一同分享；沒有錢的時候，小夫妻就嘟起嘴，閉了屋門悄悄地吵架、賭氣，像平常的小夫妻一樣相互埋怨。一俟“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的美好時節來臨，他們又忘記了所有的不快。
徐誌摩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詩人的血質，使他的靈魂一生都不可以得到安寧。他總是從既得的平庸化了的幸福之中，又無限神往地眺望著另外一種高山仰止般的、令靈魂顫抖的快樂。像誌摩這樣的大詩人大藝術家，他們的心境應該是常常有著與大政治家相仿的落寞，起舞弄清影，高處不勝寒。他們的靈魂總是孤傲地站在了芸芸眾生的頂峰，塵世像我等的凡夫俗子永遠無法理解那樣偉大的靈魂。能夠令我等凡夫俗子歡樂的庸常的幸福，也隻可暫時地令他們的靈魂得到休憩，卻永遠無法令他們滿足。所以有人說，一顆偉大的心靈同時也是一顆痛苦的心靈。古今中外，像歌德、雪萊、托爾斯泰等人概莫能外。
客觀地講，從1927年4月定居於福熙路到1931年初誌摩赴北平任教，有近四年的光陰，誌摩與小曼在上海，還是過著一種衣食無憂的日子的。
1930年，徐誌摩將主要精力放在了上海光華大學與南京中央大學的執教上。而上海的光華大學一直是徐誌摩經濟的主要來源。可是，就在這一年，光華大學的一次突然的學潮，使徐誌摩丟掉了光華的飯碗。他被政府當局辭退了。
當年的光華大學，也是上海一所頗有名氣的進步學校。它聚集了一批像副校長廖世承、文學院教授徐誌摩等的知名愛國人士。
當時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潘公展，頗想將光華大學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就先鼓動了一個特務學生楊樹春，故意在校園內搞了一場規模不小的學潮，試圖撤走廖世承等正直愛國的教師。
緊接著潘公展乘機出麵運動，要求整肅光華大學。不久，上海市的國民黨黨部開始正式幹涉光華大學的學潮風波。廖世承、徐誌摩等七位素負眾望的師長被政府從光華大學除名。
1930年底，徐誌摩抱著一份開創新生活的絕大的熱情去了北平。
當時，徐誌摩對於上海似乎是存在了一種怊然的失落感。
這時，民族階級的矛盾正日愈激化著，上海左翼文學也經曆著一種由小到大的過程。上海左翼的文人從來是反感徐誌摩的靡靡文風的，他們對於徐誌摩大抵上采取了一種口誅筆伐的鬥爭姿態。上海的右翼官方文人，因為徐誌摩光華大學的是非之爭，雙方亦鬧得很是無趣。此刻的徐誌摩在大上海落了一個左右不是人的境況。此刻，徐誌摩文字上的投緣者多數返回了北平。他們需要徐誌摩的有趣，頻頻地向誌摩招手示愛。所以，誌摩就接受了胡適之的邀請，北上去了北大與女師大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