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日本“生命線滿蒙”遭到危機的一片叫囂聲中，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九·一八”侵華暴行。這一暴行“是參謀本部的將校，關東軍的將校，櫻會的會員及其他人等事前周密安排的……其目的是為了製造關東軍占領滿洲的藉口”，1931年6月11日，陸相南次郎率領日本軍隊成立了極其秘密的省部核心委員會，任命參謀本部第一作戰部長建川美次為委員長。19日，《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的草稿初步完成。該《大綱》的基本內容是：用一年的準備時間，“一旦反日運動變得激烈，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軍事行動”。這表明，日本陸軍中央已經確立了武裝攻占我國東北的基本策略和方針。但關東軍對此卻仍然不滿足，尤其是板垣和石原，他們認為當時英美法正迫於經濟危機的困境，沒有時間顧及其他，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還沒有完成，實力匱乏，站在國際角度上看，這時候正是發動侵占“滿蒙”的大好時機，錯過這一年，等到將來形勢發生大變化，就再也無法占有這塊寶地了。因此，必須盡快動手。針對上述《大綱》，他們另外製定了《關東軍對中央關於情勢判斷之意見》，提出將不惜一切代價對美蘇發動戰爭，以便“創造機會”，“一舉解決”滿蒙問題。對於侵略者來說，製造機會（借口）是非常簡單的。經過一番醞釀，關東軍終於製定了柳條湖炸毀鐵路的計劃。
自9月14日起，關東軍就在中國第七旅的兵營附近實行夜間演習，尋找機會肆意進行挑釁。在這種關乎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政府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早在9月6日，張學良將軍已經轉發上級命令，命令第七旅“不管受到日本軍隊如何挑釁，都要積極忍耐，不準與其發生衝突。”“故城堞上巡哨步槍，並無實彈……環營土城通鐵道之西門亦經嚴閉”（國際調查團報告書語）。
9月18日夜晚，工兵出身的河本末守中尉攜密令帶領七、八個人，以巡視鐵路為理由，選擇距離中國兵營約八百米的一段鐵軌，埋下幾個黃色方形炸藥包，22點20分，他們點燃藥包，鐵路登時被炸毀。爆炸事件後，日軍立即按照既定計劃，反過來誣陷奉命“收繳軍械，存入庫房”的第七旅故意破壞鐵路。當時偵查的結果是，“鐵路雖然遭到破壞，但其實並不影響長春南下列車準時行駛到站，所以這不能當做對東北進行軍事行動的理由”。但是，侵略是不需要理由的。不管鐵路最後的狀況如何，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爆炸鐵路事件發生後，立即下達了全麵進攻的命令。
這讓中國軍民深感義憤，東北人民自發地進行了英勇抵抗，可惡的是，即便是這樣，我國反動政府仍然頑固堅持不抵抗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我國軍民進行有組織的抗擊民族敵人的鬥爭。僅僅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日軍就侵占東北的沈陽，並在當地實行大肆搶劫，據不完全統計顯示，僅官方財產損失就達到了17億以上。同時，日軍先後對長春、安東、營口、鳳凰城等地區展開全麵進攻。9月22日，吉林城不堪重負，最終失守。到此為止，日軍已經攻陷東北城池30座，控製鐵路12條。遼、吉兩省基本淪陷在敵人手中。為了製造既成事實，日本軍閥在1932年1月攻占錦州，2月召開“全滿洲會議”，3月成立“偽滿洲國”，想要將我國東北三省永遠占據在自己的手中。
這時候，英、法、美等主要國家將焦點全部放在反蘇反共的問題上，無視遠東與世界和平已經遭到嚴重威脅這一客觀事實，他們集體對日本的侵華暴行，采取了綏靖政策。9月21日，中國政府向國聯提出控訴。在英法的操縱下，國聯經過三個月的熱烈爭論，絲毫沒有任何製止日本侵華的積極措施，隻是裝模作樣地成立了一個由英國人李頓為首的調查團，對所謂的“中日衝突”進行了一場像模像樣的調查。調查團繞道美國、日本來到中國，讓人驚訝的是，它並沒有首先到達中國被侵占的東北，對日本的侵略罪行進行調查，而是深入武漢等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情況。1932年4月，也就是在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八個月之後，調查團才來到了沈陽等地，經過大約半年的調查，寫出了一篇象征性的《調查報告書》。它雖然承認戰爭是由日本挑起的，“偽滿”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但同時又認為蘇聯“對於中國恢複主權之奮鬥”采取讚助政策，蘇聯“實予中國民族之熱望以有力之興奮”。“共產主義之滋長於中國”，極大地增強了“日本之疑懼”。其第一章竟用去大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大量敘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特點、建軍以及與國民黨的鬥爭情況等內容。它的結論是：“中國能否實現在外交上的國家願望，全看中國在內政範圍內有沒有履行現代政府職務的能力。”竟然公開督促中國反動政府加緊剿共的步伐。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中國繼續擁有對東北地區的主權的虛名，在此基礎上允許實行大國保護下的自治，並承認日本在這個地區的特殊利益。這其中的真正含義就是將東北變為國際資本的共同剝削對象與防共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