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後果時也曾指出，在大機器的生產方式下，工人成了機器的一個附件，單調乏味和機械重複的操作嚴重地扭曲了人性。德國學者韋伯進一步將科學理性分為兩種——形式的合理性和實質的合理性。其中，形式的合理性就是強調可算計性、效率原則，即合理性還原為它的形式的、工具的方麵；實質的合理性即行動不隻是以理性的計算為基礎，它還包含人的倫理、政治及其他方麵的需要。法蘭克福學派又把韋伯的“形式的合理性”改造成為工具（技術）理性，而將“實質的合理性”改造為“批判的理性或客觀的理性”，在此基礎上斷言，兩種理性的失衡或說技術理性的過分膨脹造成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危機。
事實上，我們的技術恐懼是由來已久的。《莊子·天地篇》耕耘的老人反對使用桔槔作為省力的工具，認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近代瑪麗·雪萊又在1818年完成了《弗蘭肯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的故事》。事實上，人們的擔心不止存在於小說中，現實科技的發展確實也給人類在心理層麵投下陰影，形成一種心理壓迫作用、技術恐懼。1997年世界上公認的最優秀的國際象棋大師加裏·卡斯帕羅夫與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研製的取名為“深藍”的計算機對弈中，“深藍”以二勝一負三和取勝。計算機要取代大腦，機器人取代人類的擔心就不斷湧現，“深藍”為象征的人工生命、人工智能、智能機器人對於人的潛在的不可預見的威脅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高懸在了人類的頭頂。
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中也有一個類似莊子的比喻。埃及的塞烏司發明了文字，從此埃及人就可以依靠文字來增長記憶，變得更聰明，但國王薩瑪斯卻持相反的看法，他認為文字隻會使人們容易依賴外在的書寫符號，而慢慢丟棄其內在的記憶力。所以反而使人們容易忘記。柏拉圖也認為，文字隻提供死的圖像，而文字卻使得人喪失了活潑的生命，既不能對話，也易遭誤解。自從人類有了文字的曆史，鮮活的曆史就成了被遺忘的曆史。
科技與人類幸福的問題，也蘊含其中。因為幸福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和愉悅，科學技術從根本上就是要實現這種人的自由和愉悅。在這個意義上，科技的發展與人的幸福應該是相關的，科技有助於人的幸福。
但是，科學技術在成就人的自由的同時又可能構成對人的自由和愉悅的威脅。因為，每一項技術成就都是為某種特定目的和方案（設計）製定出來的，科技的發展本身是受製於方案和目的，而且，還會具有滯後性。滿足了人們某種需求的技術，人們便不再有提出新鮮目標的能力。現代科學技術造就了工人以及全體消費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線上、在標準化作業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全都千篇一律地傻瓜化操作。我們往往片麵地放大了科技成就對幸福的支持，掩蓋了對自由和幸福威脅的另一方麵。
我們可以問一下自己，我們在得到了某種科技帶來的成果之後，就肯定感覺到了幸福嗎？
未必！
真正提升幸福的是那些能夠使人類從身心得到更多某種的愉悅，而不是僅僅感受到目的本身。即人的幸福不是基於科學的機械技術的單純滿足，而是感受成功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