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鑒於科學家的特殊身份，他還需要其他一些責任和要求。
（1）科學家的公共倫理問題。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遍及社會群體的每一部分成員，科學已經成為一項公共事業，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科學技術的公共政策製定，科學技術的倫理評價或道德決策也就不應該僅僅限於科技專家內部或者科技職業責任倫理範圍，把公眾排除在外，而應該在整個公共倫理空間實施。事實上，科學家不能總借口科學研究無國界，科學技術是價值中立的，換言之他是在說這事壞了就與我無關，好了就是我的！別忘記，科學家也是社會的成員，科學技術後果和社會的應用不可回避存在著善惡問題。
1985年，英國公眾理解科學委員會在《公眾理解科學》中就指出過，我們最直接和最緊急的呼籲是向科學家提出的：科學家必須學會與大眾進行交流，心甘情願地這樣做，並且確實把這視為自己的責任。很明顯，促進公眾理解科學，是每位科學家專業職責的一部分。道德決策確實直接與自由的科學探索之間存在著明顯衝突和矛盾，這是科學家需要處理好的倫理問題。
（2）科學家的公共社會責任。科學家有創新的自由和權利，但科學研究的自由並不意味著他可以為所欲為、肆意行事，科學家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科技工作者不能隻關心自己的研究興趣，更要關心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學家沃森說：“可以期待，許多生物學家，特別是那些從事無性繁殖研究的科學家，將會嚴肅地考慮它的含意，並展開科學討論，用以教育世界人民。”
哲學家莫爾這樣描述科學家的所思所想：許多卓越的科學家常常認為，在科學的特殊領域高度勝任和出眾將自動地導致全麵的勝任，甚至在政治和政治道德範圍內。然而，經驗告訴我們，科學家的政治表現一般來說是令人驚異的蹩腳的。這是可以理解的：科學家的思維和論證結構和政治家的思維和行為結構是如此不同，如果他的對手是一個知道如何使用他的操縱技巧的有經驗的和聰明的政治專家的話。如果一個已經得到公認的科學家試圖變成政治專家，如立法機構的成員或科學技術部長，那麼他將迅速地失去他的科學能力和地位。一般來說，他（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將兩頭落空：既不是專業政治家，他的同行科學家也不再認真對待他。因此我主張，科學家和政治家之間的合作，在他們的特定領域仍然保持內行，不試圖忽視或者接替對方的具體義務和責任。
（3）最後專門強調一點，就是科學家的職業道德。尤其是像我國科學傳統不長的國家，而且現代化建設也相對較短，職業化意識也較弱，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就愈發重要。我們在注重知識和職業教育的同時，這種職業的精神教育遠遠不過關，甚至是完全忽視的。這裏隻列舉一個例子讓讀者去閱讀並思考。希波克拉底誓言：
值此就醫生職業之際，我莊嚴宣誓為服務於人類而獻身。我對施我以教的師友衷心感佩。我在行醫中一定要保持端莊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病人吐露的一切秘密，我一定嚴加信守，決不泄露。我一定要保持醫生職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我待同事親如弟兄。我決不讓我對病人的義務受到種族、宗教、國籍、政黨和政治或社會地位等方麵的考慮的幹擾。對於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即使在威脅之下，我也決不用我的知識作逆於人道法規的事情。我出自內心以榮譽保證履行以上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