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旅行的人走得最快。——吉卜林
1991年1月28日夜，蟄伏約旦的我，終於盼來攝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領導和總編室批準了我進以色列的申請。原來這天晚上新華社例行的編務會，總編南振中展示了我要求去以色列的文傳申請。副總編王文卿說：“唐老鴨的幹草都有露珠。”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趁機列數我的忠勇。正巧新華社副社長兼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此時走進來，問：“誰要去以色列？”眾人說：“唐老鴨！”曾建徽當即指示：“唐老鴨！應該去！”1989年6月3日，曾建徽曾帶我和幾位軍隊記者采訪過六部口被圍的汽車。當時我幾進幾出完成拍攝任務，給老人家留下極深印象。攝影部副主任林川通過國際長途電話朝我大喊：“鴨子，力爭當第一個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電頭發稿的中國記者。你是北大國際政治係畢業的，應該懂我們的立場。我隻要你快！給我拍‘飛毛腿’‘愛國者’導彈，還有被占領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約旦分社用電話幫我預訂了2月1日飛往塞浦路斯的機票。約旦與以色列是敵對國家，沒有任何交往，連電話都不通。約旦河穀阿拉伯人與以軍的流血事件，幾乎每天都發生。由約旦首都安曼開車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隻需兩個多小時，可兩軍對峙，我隻好繞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於地中海東部，扼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衝，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主要由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族人組成。
中午，約旦分社小陳陪我去取機票。一看，戰爭保險金竟比機票本身還貴。機場的售票小姐說：“飛機隨時有被擊落的可能。”交款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竟有一班飛往塞浦路斯拉納卡的飛機，這意味著可以爭得3天時間。我請求換乘這班飛機。小陳用電話請示了分社首席記者後，幫我改了機票。小陳說，別人是看好了落腳點再起跳，你這隻鴨子是跳到空中再找立腳點。這趟航班要求3點以前到達機場。
我回到分社，老符開上奔馳就往機場趕，此時隻差10分鍾就3點了。老符把車開到時速150公裏，結果被警察截住，罰了20美元。趕到機場才知道，飛機推遲起飛。
約旦安曼阿麗亞國際機場外，坐滿了難民。一群一周前在魯威謝德難民營認識的蘇丹難民一見我就齊聲大喊：“西尼，索哈菲！”（中國，記者！）我忍不住端起萊卡摁了兩張。正想變換角度，走過來一個身著深灰製服的警察、一個戴紅色貝雷帽的士兵和一個戴黑色貝雷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氣他說了句：“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話，他卻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機。任我百般解釋，毫無效果。麵對他那雙酷似強奸未遂者的肉眼和四周無所事事跟著瞎起哄的難民，我氣得臉色發白，雙手發抖，不再解釋，隻想盡快結束。我在約旦碰到此類事已不止七八次，我隻是暗恨自己不長記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幾張就把膠卷退出來。現在隻能為這個膠卷流淚，恍惚記得這卷有偷拍的伊拉克駐約旦使館、約旦航空公司售票處和剛才的難民。
離起飛還有5個小時，我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旁邊是幾個菲律賓小保姆，一個自稱是敘利亞人現在美國當雇傭兵的家夥用誰也聽不懂的英語嘮叨個不停，非纏著我讓我解釋菲律賓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我不耐煩地揮揮手，“中國人長得最高，像我這種一米八幾的在中國算是矮的，其他幾國一個比一個矮，羅圈腿。”
我情緒壞到極點，找了輛行李車推著自己的5件行李往裏走。一個雞胸駝背、獐頭鼠目、就像剛丟了驢的阿凡提似的約旦人搶著幫我推車，任我怎麼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開，傻呆呆跟在我身後寸步不離，直到我朝他大吼一聲：“沒有美元！”才悻悻離去，果然他不想學雷鋒。
3道安檢過後，我的防毒麵具、鋼盔、防彈背心等弄得滿地都是。英國WTN電視編輯古斯塔斯走過來幫我收拾行李。作為回報，我給他講了一下巴格達的戰前形勢。
耗到晚上9點，本應下午5點起飛的航班才開始滑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納卡機場著陸。可直到這時，我還沒有塞浦路斯入境簽證。塞浦路斯是個歐化國家，由於我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而無需隨大隊旅客排隊。我先到移民局申請入境簽證。我的鋼盔和防毒麵具鎮住了海關，我對移民局講，我是從巴格達過來的，準備繞道這裏去以色列，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辦簽證，請高抬貴手，幫我入境。移民官員連說問題不大，但先得給他們講講伊拉克、約旦那邊的形勢。一刻鍾後，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