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出了許多大文人、大學者、大思想家，中國的各類著作浩如煙海。中國人將圖書做了經、史、子、集的歸納。所謂經，是關於思想、哲學、倫理政治、經邦濟世、道德教化等方麵的學問的積累。中國曆史上，有“四書五經”之說，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書，是儒家的主要經典。五經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五種經書。中國曆史上，還有十三經，指《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十三種儒家經典。有一部比較有名的書，叫《十三經注疏》，那是一部治史的人必讀的書。
儒家的經典，為中華民族界定了倫理標準，道德標準，一定意義上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是炎黃子孫揮之不斷的靈魂與血脈。
儒家經典，為曆朝曆代的統治者提供了思想依據與理論依據，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多個方麵為統治者提供了支持。自漢代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一直是帝王及統治集團的指導思想，儒家經典是他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法寶。
儒家經典被抬得很高，吹得很玄，比如說趙普（或說趙普輔佐的君主）靠半部《論語》治天下或曰輔佐帝王治天下。季羨林老先生說得更絕對，以為用不著半部，隻要將孔子要緊的話記住那麼幾條，就可以治天下。而自隋唐發端的科舉製，考試的內容，大多是儒家經典，而且考試文章的題目，也是從“四書五經”中尋章摘句而出。
明代的哲學家朱熹，搞了《四書集注》，更是將儒家思想教條化，把尊孔、崇儒、讀經推向了極至。明以後，科舉考試，以及學者治學，大多是“五經注我，我注五經”，就像“文化大革命”時的“馬列注我，我注馬列”一樣的刻板、教條、僵化、死硬。
儒家文化的浸潤性、滲透性、包容性、融合力很強。它不但是中原漢族的指導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周邊少數民族的指導思想。
黨項族在拓跋思恭時，即開始受到大唐文化的浸潤。漢唐文化的影響，使西夏曆代帝王把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作為精神支柱與統治方略。元昊建立西夏國後，借用中原王朝的政治製度。或者說，中原王朝的政治製度，是元昊建國的製度基礎。西夏建立“蕃學”後，用新創製的西夏文字翻譯了儒家經典《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作為教材，教育子弟。
夏毅宗諒祚執政後，繼續推行乃父元昊以儒治國的方針。1062年，西夏向宋獻馬五十匹，求宋太宗的禦製詩草隸諸本，並求《九經》《唐書》《冊府元龜》及宋朝的曆書等。所謂《九經》，指《周易》《詩經》《禮記》《尚書》《左傳》《儀禮》《論語》《孟子》《周禮》等九部儒家經典。
在漢地，《九經》不像五經、十三經那樣是專有名詞，《九經》隻是西夏人從眾多經典中的挑選。
中原人說起自己的曆史，論及被周邊少數民族侵擾欺淩，顯得很痛苦，論及被蒙古人、滿人所征服所統治，更是痛心疾首。“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讓漢族人格外的振奮，但論及漢文化儒家文化，則十二分的驕傲與得意。以為儒家文化不但為中原的社會政治秩序提供了保障，不但滲透到了如西夏國這樣的周邊，而且還征服了蒙古人、滿人這樣的征服者。這是事實。但竊以為，不要將漢、胡分得那麼清，漢族其實是由無數的民族融合起來的。沒有周邊無數的少數民族，包括消亡了的西夏民族，就沒有今日的漢族。
宋朝賜予西夏以《九經》，等於輸出了思想與製度，也等於從一個方麵幫助了中華民族的分支黨項族。黨項族引入《九經》，大約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引入馬克思列寧主義差不多，指導思想啊！中國共產黨人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西夏人呢，也正確。
200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