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存在著一個先驗的假設：人們應當保護價值——生命、創造性、生物共同體——不管它們出現在什麼地方。就像關於一個人應當增進善或應當守信的戒律一樣，關於保護價值的義務，也是如此地抽象和籠統，以致如果不加以限定或分析，那麼，它基本上就是不容爭辯的，因而也不具有真正的理論內涵。隻有當某些經驗事物被確定為價值的“聚集地”以後，實質性的價值才會顯現出來。這裏，人們要對大自然的演化做出某些事實判斷，這些判斷既受人們的生態學意識的影響，也會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決定要加以保護的那些自然過程，隻能是那些符合我們關於穩定和完整的概念的過程；這些概念的起源我們並不十分清楚，可能還帶有文化的偏見。這種觀點雖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自然中那些有價值的事物，絕不僅僅是由人帶進和強加給生態係統的；它們是被人發現存在於那裏的。
這個評價不是一個科學的描述，因此不是生態學的，而是超生態學的。科學研究尚不能證明，最有利於生物共同體的就是正確的。但是，生態科學激發了對大自然的這種評價理論，並認可了生態係統的正當。這裏發生了從是到善從而到應該的轉變；我們離開了科學而邁入了評價的領域，從這裏可以推導出某種倫理。最大限度地促進生態係統的繁榮的命令，雖然是從生態學中推導出來的，但也是向評價的飛躍。
這種觀點首先意味著：對生態係統的生態學描述在邏輯上（即使不是在時間上）先於對生態係統的價值評價，前者引發出了後者。然而，描述與評價之間的聯係比這要複雜得多，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描述與評價總是同時出現的，很難裁定誰在先誰在後。生態學的描述發現了統一、和諧、相互依賴、創造、生命支撐、衝突與互補的辯證統一、穩定、多樣化、團結——這些都得到了價值理論的認可。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價值是被發現的，因為我們是帶著一種高度讚賞這些事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的。我們在自然中發現的價值，是我們心中的價值的一種反映。但是，生態學的描述不僅強化了這些價值，它還把這些價值揭示給我們看。我們發現，大自然所具有的秩序、和諧、穩定、多樣化和團結的特征及其經驗內涵，既是由我們帶進自然中的，也是從自然中概括出來的。我們心中的價值，是存在於自然中的那些價值的反映。
在後達爾文主義的自然圖景中，例如，在密爾為之悲哀的、充滿令人惡心的暴力的自然圖景中，很多人都尋找不到這些價值。現在，借助生態科學的重新描述，我們發現了這些價值。當然，以前所發現的事實並未被否定，而是根據更寬廣的生態學視野給予了重新解釋或處理。在這樣做時，我們關於和諧、穩定、創造性、團結等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現在，我們在以前看不到價值的地方看到了價值。
在生態學描述與價值評價的結合與相互轉化方麵，令倫理學困惑和興奮的是，與其說應然是從實然中推導出來的，還不如說是與實然同時出現的。當我們從描述植物和動物、循環與生命金字塔、自養生物與異養生物的相互配合、生物圈的動態平衡，逐漸過渡到描述生物圈的複雜性、地球生物的繁榮與相互依賴、交織著對抗與綜合的統一與和諧、生存並繁衍於其共同體中的有機體，直到最後描述自然的美與善時，我們很難精確地斷定，自然事實在什麼地方開始隱退了，自然價值在什麼地方開始浮現了。在某些人看來，實然與應然之間的鴻溝至少是消失了，在事實被完全揭示出來的地方，價值似乎也出現了，它們二者似乎都是生態係統的屬性。現在，我們確實在大自然中發現了某種我們應當遵循的趨勢——創造生命、維護穩定、保持完整，直至進化出人類從而達到美的頂峰——盡管在大自然中，除了我們之外，不再有別的道德代理人。
5.自然進化的最高價值和最高角色
從邏輯上講，關於人處於進化頂峰的這一生態學真理，應當能使人看到他之外和之下的其他存在物的價值，使他形成開放的全球整體觀，使他產生一種對自然界具有貴族氣派的責任感。因此，我們力圖使各種各樣的（自然的和文化的）內在價值去適應工具價值和係統價值。我們認為，內在價值是深深植根於其環境中的，盡管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無須以其他價值參照係作評判標準的重要價值。不論在生態上還是倫理上，都沒有任何事物是圓滿自足的。我們想要的是某種相互影響的內在價值，人們應讚賞他們的地球環境。在自由和責任之間存在著某種辯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