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必然是包含著普遍性要求的理論，但這種理論必須允許並要求倫理原則能被具體而獨特的個人所實踐。這些個人不是孤立的笛卡兒式的自我，與他的外在世界相互隔絕，而是與他的對象世界保持著具體的聯係的主體性的“我”。關於家園的理論（生態學）最終得用敘事的形式表述出來，人不是脫離肉體的純理性的存在物，而是與曆史密不可分的有機存在物。性格總是在某些戲劇性的情景中得到展現，它的形成離不開曆史。在文化中，我們對此都耳熟能詳，但這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也是真實的。畢竟，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並不是一個超然的理念觀察者。根據我們在前麵提出的辯證法理論，我們現在要把人理解為與特定的時空環境密不可分的存在者。如果整體主義的倫理真的想融入人類的曆史中，那它就必須要一以貫之地對那些重要的曆史事件發生影響，否則，它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客觀性。它就不可能與人類實際適應其生存環境的方式相契合。
有時，生存於世界中的人，似乎是置身於一個變化多端的萬花筒般的世界中；但生活要比也應該比萬花筒豐富得多。萬花筒般的世界圖景固然美麗，但它卻缺乏曆史的深度。相反，存在於大自然中的個人，是在其特殊的生活環境中度過自己的一生的。自然史中的某些事件，隻是生命故事的插曲，這些事件本身或許就具有價值，它們的這種價值無須依據其他價值參照係就可得到確定。一個人要證明日落、瀑布旁的野餐、刺嘴鶯的歡鳴的價值，也無須把它們與其職業生活聯係起來。這個世界上充滿了零散的故事情節，它們相互穿插、相互衝突，構成了一幅包含著各種可能的故事情節的“故事網”，盡管隻有某些故事情節有可能變成為現實。在某些因果必然性的推動下，在生態係統的生命網的支持下，在文化力量的強化下，許多生命故事逐漸走向高潮，盡管其中也不乏低潮。
人的生命故事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它總是以個人傳記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人們並不想讓大自然的所有價值（恰如他們不想讓生活中的善）都依次逐一地、毫無內在聯係地展現出來，像一串珍珠那樣——每個珍珠都很完美，但它們之間卻缺乏有意義的內在聯係。人類想詩意地棲息於其中的大自然，是這樣一個大自然：它雖曆經滄桑，但卻把生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整合成一幅有意義的故事圖景。這並不是要把大自然僅僅當作創作人類故事的工具，正如我們在生活中並不僅僅把同伴當作工具來對待。毋寧說，我們已經領悟了“生命存在於共同體中”這一觀念的最豐富的內涵。根據這一觀念，所有的生命都對這個可以在其上詩意地棲息的地球做出了貢獻。
為了彌補我們在前麵提出的全球性觀點的不足，我們現在要探求的是一種具有地域性的觀點；不是把人理解為從某個原初位置環視一切的完美的觀察者，而是理解為我們周圍的生命故事的活生生的參與者。我們必須用內在性來補充超越性。
在這個意義上，環境倫理需要植根於有地方特色的環境之中，植根於對自然物的特殊欣賞之中。這並不是說，環境倫理要植根於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說，它要適應各個不同的地區，打上各個地方的自然環境的烙印，這樣，它才能成為那些極具戲劇性的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詩意地棲息的一部分。自然主義者和環境主義者的生活不是，也不應是由鬆散的生活片段組成的；他們的生話將是由日常的生活事件組成的連貫的故事；有些事件在被整合進較大的生活故事中去以後，就變成了生命故事的迷人篇章。沒有這種整合，即使是那些最豐富的人生經驗也索然無趣。這種詩意的棲息方式，使一個人在大自然中占有一席之地。
環境倫理學本身的曆史，與具體個人的獨特生活經曆密不可分。
環境倫理原則的合理性，要由環境倫理學家所生存於其中的社會文化背景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