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大自然沒有要求這種權利。有些道德哲學家也懷疑，是否存在著像“大自然的權利”這類如此抽象的東西。但是，正如我們將見到的那樣，其他人則十分自信地使用這個詞。同時，他們也承認，狼、楓樹和高山確實不會向人祈求其權利。人類是有責任為這個星球上的其他棲息者的權利進行辯護並予以捍衛的道德代理人。這樣一種權利觀意味著，人對大自然負有義務和責任。環境倫理學要求人們通過自我約束，把道德擴展到環境中去：
大多數人都認為，自由是美國思想史中最具活力的一個概念。作為歐洲民主革命和北美拓疆的產物，自由主義說明了我們國家的起源，描繪了我們代代相傳的使命，規定了我們的道德。天賦權利是美國的一個既定的文化前提，更是一個不容懷疑的理想。美國人對個人的善和內在價值所抱有的自由主義信念，導致他們追求自由、政治平等、寬容和自主。美國曆史中最成功的改革都是以這種自由主義傳統為依據的。20世紀60年代，當環境主義者開始談論大自然的權利，並想把這個被壓迫的新的少數群體從人類的專製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他們運用的就是自由主義的話語和理想。在被賦予倫理色彩並融入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後，古老的資源保護主義變成了新的激進環境主義。
新環境主義的批評者攻擊這個運動的破壞性影響，指責它不僅是非美國的，而且是反人類的。據說，新的“生態變態者”和“德魯伊特”頑固地阻礙美國夢的實現。有趣的是，許多環境主義者接受了，甚至歡迎這一略帶破壞色彩的形象。1969年，保爾·雪帕德驕傲地說：“自然主義者似乎總是反對某些事。”
雪帕德的觀點出現在一本書名中帶有“顛覆”一詞的著作中。事實上早在1964年，保爾·西爾斯就使用那個詞來概括生態學所包含的內容；7年後，政治科學家林頓·考德威爾指出了“生態學的顛覆意蘊”。之所以要使用如此誇張的形容詞，是因為美國那種追求無限增長、強調競爭以及統治自然的傾向與那種強調穩定和相互依賴的生態學理想、與那種要求把非人類存在物和生物物理過程納入共同體中來的共同體意識格格不入。因此，雪帕德通過引證傳統的美國價值和行為準則總結說：“生態學意識形態是反抗運動的意識形態。生態學意識形態中的蕾切爾·卡遜和奧爾多·利奧波德都是顛覆性的人物。”
當代的環境主義哲學家，如默理·布克金，進一步發展了這種觀點，他們號召徹底摧毀美國的“憲法和倫理構架”。布克金冷靜地預言道，沒有這些“革命性的變革”和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生態社會”的建立，“人類在地球上的存在就將結束”。赫伯特·馬爾庫塞認為，“大自然的解放”取決於一場反對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傳統的“即將發生的革命”。小威廉姆·科頓寫到，除非進行一場“革命性的改變”，否則，現代文明的崩潰將不可避免。西爾多·羅斯雷克同樣號召為捍衛地球的權利而摧毀和徹底改變美國的理想和製度。他也認為，當代的環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顛覆性的”，因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構”當代美國的社會和文化。深層生態學家補充說，真正有意義的改革在於重新建構這個國家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範型。從這些觀點的角度看，似乎很難把一個新的美麗的生態世界建立在美國文化的基礎之上。
新環境主義者對美國傳統的許多批評都是言之有據的，但是在接受一種顛覆性的反文化態度時，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具有典型美國特征的保護大自然的思想基礎：天賦權利的哲學，這正是他們應用於大自然的古老的美國式自由思想。即使我們相信，當代環境主義運動最激進的派別促進了美國生態共同體中那些被剝削和被壓迫的成員的解放，它也不應被理解為是對傳統美國思想的背叛，而應被理解為是對美國傳統哲學的擴展和新的運用。我們應當用這一認識——環境倫理學的目標是要使那些和美利堅合眾國同樣古老的自由主義價值得到實現——來降低環境倫理學的所謂顛覆性色彩。這也許沒有減少現代環境主義的激進性，但它確實把現代環境主義進一步納入了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中，畢竟，美國的自由主義曾經也是一種革命性的思想。最後，從這個角度看，以倫理為導向的環境主義者的目標在美國文化的框架內會比他們自己所相信的更容易得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