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無害化要求對人的整個消費活動——從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包裝出售到被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消費掉都要進行監控，不要對環境造成汙染或力求將汙染降低到最低限度。這裏所說的監控既包括技術、工藝上的，也包括責任和良心上的。而今，由於人們的短視，消費活動已經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很大的汙染破壞，如由於在消費品的包裝上多是采用自然界難以分解的包裝材料，導致了今天對堆積如山的生活垃圾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困難。還應當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在消費文化得到張揚的社會氛圍中，許多畸形的獵奇性消費正在直接地給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如今天專門捕獲、銷售、宰殺野生動物特別是珍稀野生動物的行為已演化成為一股“黑色狂潮”：從中國的台北到巴西的裏約熱內盧，從哥倫比亞的大都市渡哥大到大作家卡夫卡的誕生地捷克首都布拉格，野生動物的非法交易和走私生意似乎愈做愈紅火。人類的貪婪行為使得每年有20多萬隻野生動物受到傷害，對生態平衡的破壞性影響是非常大的。
消費是否適量主要由如下幾個因素所決定：首先是消費者的消費承受能力；其次是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層次排列是否合理；再次則是消費者的規模消費係數增長是否適當。因此提倡適量化的消費就是要求人們要量力消費，不能吃“過頭糧”，用“過頭錢”；同時必須加強社會宏觀引導，使人們建立起一種科學合理的消費結構，不能一味地迎合人們的消費，而應當把注意力放在引導人們選擇正確的消費方式上；另外要通過多方努力，使人們的規模消費水平保持適當的增長幅度。不能單純地把消費數量增長的指標作為衡量社會進步和個人生活進步的唯一標準。
六、控製人口規模
如果說提倡合理消費是生態倫理學在現實的直接層麵上所提出的道德要求，那麼控製人口則是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根本舉措，因為“人類發展的曆史，說到底，是人類同自然環境關係的曆史”。
人口和環境作為自然界中一對既互相對立，又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矛盾統一體，貫穿於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伴隨著社會發展的始終。也就是說，不管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是生態環境的穩定，都不過是以人口在數量和質量上與自然環境的承載力保持著適當關係為條件的，所以，當生態倫理學把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一種根本價值目標時，也就必然會在人口的繁衍問題上提出道德要求。
人們對人口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思考問題的視角也多種多樣。把人口與環境問題聯係起來思考，在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那裏，則是通過分析人口增長和土地生產力之間的動態關係來進行的，從而首開了研究人口增長對環境影響的先河。馬爾薩斯通過關於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與生活資料呈算術級數增長的對比分析，認為在人口過剩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必須抑製人口的增長。在抑製人口增長的具體方法上，他提出了預防性的抑製和積極抑製的方式，並認為人們由於對養家糊口的憂慮所產生的主動節育的預防性抑製方式必將取代巨大的苦難和死亡。他還特別提出了“道德抑製”的問題，“當把道德抑製應用在社會現在探討的問題上時，可以給道德抑製下一定義，就是出於謹慎考慮，在一定時間內或長久地不結婚，並在獨身期間性行為嚴格遵守道德規範。這是使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相適應並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盡管對馬爾薩斯的理論進行了多方麵的批判，但是仍然肯定馬爾薩斯關於人口過剩的思想是對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同時也肯定了他關於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適當的關係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關於人口與環境的問題的闡述上則主要是從物質生產資料和人口自身生產的關係來進行的，認為物質資料生產和人口自身的生產若保持恰當的比例關係就會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反之這種比例關係失衡，特別是當人口自身的生產能力遠遠大於社會所能提供的物質資料生產能力時，往往就會對環境施加巨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