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人口增長對環境惡化的直接影響不斷增強，人口環境問題開始成為不同思想流派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話題。從生態倫理學的視角來看，控製人口的倫理依據主要在於：
第一，人類的生育行為不隻是受到個人主觀意願的控製，也不是單純地受社會因素的控製，而且還要受到自然因素的控製。也就是說，自然規律使得世界上的任何物種隻能保持一定的數量，這對於人類來說也概莫能外。所以必須從尊重或服從生態規律的角度來認識控製人類的生育行為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第二，如果不控製人類的生育行為，那麼，實現生態倫理學所提出的利益公正的基本原則就是一句空話，因為人口的急劇增長既無法實現人類代際間的利益公正，又必然加劇代內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更無法使廣大婦女獲得公平地參與社會活動、參與環境和資源管理的機會。
第三，如果不控製人類的生育行為，要擺脫今天的生態危機是非常虛幻的。人口的增加無法遏止對土地的開發和過度使用，也無法阻止森林資源的銳減、水資源的短缺、糧食危機等一係列問題的產生，最終必然使得在人口增長的巨大壓力下環境的承載閾限被突破，導致生態惡化的局麵難以挽回。因此從降低人口對環境的壓力著眼，人類需要形成“生育良心”。
在生態倫理學中，控製人口這一道德規範總是把控製人口的數量和提高人口的質量這兩種要求包容在一起，而在實際的意義上，也無法將這兩者分開，因為隻有控製人口數量才有條件來談提高人口的質量問題；反過來，控製人口的數量又必須以一定的人口素質為條件。
同時在生態倫理學中，不僅在人口數量的控製上要增加一種“生態”視角，在人口質量的分析上同樣也要增加這樣一種視角。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總是過多地考慮遺傳或營養成分對人口質量的決定作用，常常忽略環境因素對人口質量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短視。
實際上，自然因素對人口質量的影響可以伴隨著生命的始終。目前，許多國家的醫學家都以大量可信的實驗數據告誡人們，廣泛使用殺蟲劑對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可以導致男性的精子數量減少，質量降低，使不育症患者增加，同時也容易導致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提高。當胎兒在母體中孕育的時候，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環境汙染常常導致胎兒發育不良，是造成胎兒早產、畸形的重要因素，及至生命呱呱落地，從懵懂幼兒到年邁老者，都會直接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自然環境關涉到個人的性格、靈性、心理、健康等諸多問題。當我們把人生的內涵進一步擴大時，自然因素的滲透性就更加廣泛了。
對人口與環境的關係必須從一種動態的變化的視角來進行把握，機械地談論兩者之間的矛盾和統一都是不科學的。從人類生存的現實性上來說，人口與環境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激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人類從解決這種矛盾的主要方麵入手，即從控製人口入手，人類將會擁有一個美好的明天。所以生態倫理學所提出的控製人口的道德規範改變了傳統倫理學中人口倫理的視角，它不是從象征意義上來思考生命誕生的意義，也不是從人口增加對所在家庭、社會所帶來的影響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是從整個人類的生存著眼，從擺脫現實的生存危機著眼來提出對人類生育行為的道德要求，所以它更具有一種現實精神和實踐品格。
七、維護世界和平
和平是人類古老而永恒的價值期望，因而很早就賦予了它某種道德規定性。在傳統的倫理視野中，和平的主要要求就是中止戰亂，使人們能夠擁有一片安寧和諧的生存空間。在生態倫理學中，之所以把維護和平也作為一種道德規定提出來，是因為實現和平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保障條件。
自古以來，和平的最大敵人就是戰爭。戰爭造成家破人亡，無數生靈遭受滅頂之災。但是戰爭的起因與後果又常常與環境因素聯係在一起，一方麵在戰爭過程中，自然環境的破壞在所難免，無數山林毀於戰火，無數糧田被荒廢，而且戰爭所造成的消耗和浪費是人類任何生產和生活方式都難以企及的，所以有學者指出，西方社會所盛行的一次性消費方式應該是從戰爭中借來的靈感；另一方麵則是，對資源的掠奪自古以來就是誘發戰爭的重要因素，而在現代社會中這一問題將更加突出。
德國曆史學家弗裏茨·費希爾就指出，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非常明顯的動機就是掠奪原料，主要意圖就是占有法國和德國交界地域的屬於法國的洛林富鐵礦，以及烏克蘭的鐵礦、煤礦、錳礦和比利時、土耳其、非洲殖民地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