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15日，重慶《新華日報》以“中共中央召開文藝工作會議”為題，公開報道毛澤東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的消息。次年1月1日，《新華日報》以《毛澤東同誌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在《新華副刊》用整版分三部分摘要刊登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4月，周恩來派出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何其芳和劉白羽隨林伯渠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到達重慶，向國統區文藝工作者傳達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調查那裏的文藝運動情況。那時，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所帶來的文藝下鄉，作為一個方向，一個特點，一個國統區文藝家所求之不得的新事物，周恩來曾把它介紹給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和重慶的文藝工作者，得到了國統區文藝家的無限讚賞和羨慕。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10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改稱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也相應改稱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延安分會。從此，長達8年的抗戰時期文化統一戰線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引自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
第四節建國後的農村文化建設
新中國建立，我國的農村文化事業開始了一個新的快速發展時期。全國的解放，讓中國農民進入了當家作主人的時代。高漲的農業生產熱情，也帶動了農民兄弟追求新文化的熱情。隨著全國農村工作機構的完善，農民生活的顯著提高，農村文化有了冬閑時期成為廣泛的農村文化活動高潮期；翻身後的少數民族地區農民文化活動也風起雲湧。許多少數民族農民文藝家走上了城市乃至世界文藝舞台。農民畫，曾經是新中國美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隨著國家文藝政策的左轉，城市文化界的政治運動極大地打擊了我國文化發展的進程；我國城鄉差別又給農村文化雪上加霜，一度，很長時間在我國農村，農民文化生活凋敝，文化工作受阻。改革開放時期的到來，這種現象才開始有所扭轉。發展到今天，經濟發達地區農村文化也相對發達；反之，則比較落後。前麵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文件對此作了較為準確的評述，在這裏就不多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