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是20世紀出現的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交叉性使它與新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傳播學的研究對象，也包括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麵麵。傳播學研究，注定要與人類社會實踐緊密相連。
自然科學研究大多通過實驗測量來取得一手數據資料，而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科學”二字，卻並非等同於於自然科學。從方法來說，包括可控製的精確實驗、大樣本調查等典型的實證研究，一方麵仍與自然科學的“科學”有所距離，另一方麵，其本身亦有諸多這樣那樣的限製及不足。加之，基於現實事件的本土化意義上的中國傳播學研究，也斷然不是純理論研究及引進研究所能替代的。於是，翔實地搜集既有事實，完整而深入地探析材料與主題，以個案研究來探討事物與事件的機理，就成為我們做具有創新性、探索性、有效性的研究的重要選擇。
近年來，中國大事不斷，從SARS橫行到南方雪災，從3·14事件到奧運舉辦等，無一不涉及信息傳播。回溯這一連串事件，傳播學角度的剖析和探究未曾止步。SARS事件反思推動了政府信息公開，3·14事件探究則重提新聞真實和國際傳播……以往的經驗證明，重大媒介案例研究對於傳播理論和實踐的推動作用明顯。但，顯而易見的是，對重要媒介事件的關懷、對重大媒介案例的係統深刻的研究，學術界仍較為缺乏。
本此，我以為，媒介案例研究，特別是重大媒介案例研究，是當下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必然選擇之一。目的是：重提“經世濟用”的學術理念，倡導“有用的”傳播學，讓重大媒介案例研究常態化、連續化，為傳播學的新發展盡些綿薄之力。
於是，有了“重大媒介案例研究文庫”的設想。本書，即“重大媒介案例研究文庫”的第一部。
2008年5月12日，中國汶川，8.0級地震。數萬生命頃刻罹難，舉國哀悼。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一樣，帶給了中華民族揮之不去的沉痛記憶。“多難興邦”，多難何以興邦？在天災麵前，人們需要反思，並且藉以前行。
地震發生後，借助我的《傳播研究方法》課程，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師生們及時組織了思考、研究與討論，最終勉力完成了此項具有跨學科、全景化特點的案例研究。
信息傳播所涉及的議題向來較多，但也正是這一特點，為本書對汶川地震事件的係統研究提供了絕佳的可能。信息傳播的關鍵作用，在本次地震發生時，在救援和災後重建的過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總體來看，本次地震中，信息公開及時、透明，社會引導有效、迅速，傳統媒介與網絡、手機等新媒介相得益彰。但進步與不足並存：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專業素養仍有缺陷；網絡、手機等媒體被用來進行謠言傳播；少數外國媒體依舊對中國進行負麵報道等等，即是其中的一些典型表征。關於這些議題，作為示範和先導，包括周海燕及我在內的本院多位老師，在課題啟動之初的五月中旬，陸續寫作了多篇相關論文。
此後，全方位的學術動員開始了——大多數成員雖沒有參加身臨現場報道的新聞業務，但與地震相關的信息傳播研究，也足以讓他們感到一種責任與沉重。是使命感使得本課題組的所有師生日以繼夜、精益求精地完成了這個艱巨的任務。
書稿是一次集體作業，思維的火花迸發在熱烈的討論之中。嚴肅與活潑同在，我和課題組成員們一起經曆了數十次的討論，包括課堂討論、課後小組討論和由我本人發明的“雞蛋餅”圓桌會議——一圈人圍坐在我的辦公室裏，一邊咬著雞蛋餅充饑，一邊討論學理、方法和觀點。討論還隻是寫作過程的小部分，更大量的工作是不斷補充搜集資料、反複磨煉文本。整個寫作過程，堪稱漫長而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