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家去世前兩年，筆者同她談及這等非人般的淒涼境遇，她竟顯得那麼平靜，好象挑著兒女冒雪外出修水庫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她從不講生產隊待人不公，從不講自己怎麼受罪，隻銘記著兒女挨餓受凍，隻記著班師回隊時的情情景景。收兵回隊那一天，風息了，雪停了，但路上積雪仍是絲毫未化。經過整整5天的煎熬，大女兒不象來時那樣活潑了，身上的肉也一定少了幾斤，連回家路上都是母親拖一步走一步。坐在籮筐裏的一對更是嘴唇發紫，手腳僵硬，連喊娘叫餓的氣力都沒有了。早已精疲力竭的李家家，踏著積雪，噙著苦淚，那踉蹌的身影被積雪映照得格外清晰。
時光進入1959年夏季，李家家身孕顯露，行走不便，然生產隊裏的“美差”，哪一樁都少不了李家家。那年全國刮起了高產狂風，稻穀畝產13萬多斤的荒唐“奇跡”，竟上了最高黨報頭版頭條。全國沸騰了，夫夷沸騰了，紅星大隊少說也有“120度”。為了創造奇跡，實現高產，上上下下都在挖空心思發掘高產良策。不知從哪裏傳來一條曠古未聞的高產經驗，即把七、八畝甚至十幾畝已經結穗的水稻移進一畝水田，畝產可從八、九百斤躍上萬斤台階，放出高產“衛星”。時間正是陽曆7月，早稻已經懷孕抽穗。公社領導一聲令下，指定紅星大隊發放早稻高產衛星。人說“利令智昏”，那年代即使沒有利，人們也會昏昏愕愕。生產隊派出全隊勞力，分成10個戰鬥小組，一個小組負責移栽1畝早稻，這樣的“美差”自然少不了李家家。她把3個兒女安頓在家，自己頂個鬥笠，挑擔糞箕，光著赤腳，按時趕至指定的早稻田邊。早稻抽穗揚花了，一些上了年紀的社員，好比要自己動手向親戚朋友“開刀問斬”一樣，誰也不願先下手。人們站立著，麵麵相覷，遲遲無人下田。此時，負責督戰的一位公社幹部匆匆前來，簡直是歇斯底裏大叫不止，說什麼“不移禾就是反對高產，反對高產就是反對三麵紅旗。”那時候，盡管政治風浪壓倒一切，然而，社員群眾是不問什麼“政治”的，卻對“三麵紅旗”最為敏感。“三麵紅旗”雖然是個空洞無物的新創概念，但社員們仿佛覺得每一麵都有千斤重；誰敢觸動“三麵紅旗”，誰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正當全小組人員遲疑觀望之時，一個被指定的臨時小組長身先士卒，跳進禾苗中間，拔出了第一蔸已經抽穗的早稻禾苗。這時，一個上了年紀的社員輕聲說道：“這哪是高產，這是造孽啊。”當時由於田頭雅雀無聲，埋怨之聲竟被督戰幹部聽見了。那幹部幾步上前，惡狠狠地說道：“我考慮你在舊社會當過長工，不然，定叫你在田埂邊連站三天！”李家家雖然事不關己，仍然暗暗吃驚，這樣的事若碰在司徒無病身上，不掉三層皮那才怪呢！幹部在場，那無形的精神壓力催促著李家家，她第一個扯好了第一擔早稻苗。上級早有要求，拔苗時盡可能多帶些泥巴，有利成活，力爭做到不死一根禾苗。青苗帶泥，重中加重，李家家的第一擔少說也有120斤。那時做集體工，吃大鍋飯，擔子輕重倒計較不多，李家家的第二擔就不壓肩了，八、九十斤往返不在話下。時至下午，天氣突然由晴轉陰，緊接著便是狂風暴雨，將剛剛扶正而栽的帶穗早稻苗，全部壓倒在泥水之中。說也奇怪，當時誰也沒有說聲“怎麼辦”，似乎一切都聽之任之。為移栽禾苗出過大力的李家家，她隻有櫛風沐雨的命運，沒有評頭品足的權力。這次早稻移栽的結果如何呢？凡是參加移苗的人都不會忘記，所移高產衛星田，連一根好稻草都沒有收獲。至於大隊領導如何上報產量就不得而知，先進單位獎旗仍是照發不誤。高產衛星運動隻有“收獲”，沒有“損失”，然李家家數十年卻梗梗於懷。那次淋雨淋出一場大感冒，高燒數天不退，險些兒燒掉了將要問世的小司徒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