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戶領飯人漸漸離去，最後輪到李家家母子。她走近窗前，食堂煮飯人低聲的卻也是同情的告訴管家：“無病幾個月沒有回隊勞動，你家的飯缽被人‘卜’了……”煮飯人說得很輕，李家家如五雷轟頂！“又是無病害了全家啊！”管家懂得隊上規矩，不敢申辯，隻是無聲地流淌著苦澀的淚水。恰在這時，一位大隊幹部來到食堂，見李家家拖著嚎啕大哭的兒子向外麵走去，便上前問話。管家見是大隊幹部，隻得低三下四向他苦苦求情，陳述自己要尋無病一無路費、二無時間、三無去向的千般苦衷。這回算是走運，大隊幹部隻點頭沒說話，還叫食堂人員給李家家發放了飯菜。後來，紅星大隊和生產隊幹部共同研究，考慮李家家嬰兒纏身，便放寬了政策，由生產隊籌集費用，安排專人外出尋找，直到半年之後才有結果，正在城步縣大山窩裏幫人割鬆香的司徒無病被揪扭回家。無病半年缺勞，沒有工分，就沒了口糧，妻子兒女自然就要多一點“忍饑挨餓”……
這還是1959年下半年的事，“忍饑挨餓”剛剛露頭，比起接蹤而至的1960年、1961年“全民過苦日子”就遠遠遜色了！那是個怎樣的苦日子呢？說來真叫人不信：1958年糧食大豐收，很有營養價值的粗糧紅茹成百上千地爛在地裏無人問津。那時候，人們的“共產意識”突然變得十分強烈，上級劃撥公社、大隊的糧食或者田土，抽調本部門的勞動力，似乎都是無足輕重，反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一切都是公家的，許許多多珍貴的資源，霎時變得隻有使用價值而沒有被人計較的經濟價值。於是乎，哪裏真減產，哪裏真豐收，一切都是無人計較，都認為隻要護住“三麵紅旗”，似乎就有了一切。用現在的話來說，那時的社會已是個“餛飩世界。”“餛飩世界餛飩人”，人們後來咒罵造成苦日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根子就在這裏。苦日子說來就來，勢如排山倒海，1959年上半年還是好過，一到下半年就波及到幹部、學生、居民和農民，全社會開始走上削減糧食定量的艱難曆程。自然，人多勞少勢弱的李家家一家，苦日子過得要比別人更艱難。田邊地頭的代用品啃光了，索取能幫人們充饑度荒的物質，迅速由田間轉向山頭，蕨粑算佳品，其他如救兵糧（一種紅色小果實）、牛筋樹根、梧桐樹根等等，一切能吃的都成了度荒上品。進入1960年冬，由全民缺吃過渡到全民水腫，“肥胖症”一時成為全國通病，也促進了國家機關決策人的覺醒。不久，全國遍吹“休兵歇馬”之風，為了保住性命，工人可以少上班，幹部可以少辦事，農民可以少出工，這讓李家家在禁錮中獲得“自由”。
李家家勞動出生，諳熟農情，那些野果有毒、哪些野草可吃，她都了如指掌。休整時期農村放鬆勞動力管理，除了重難活技術活對口安排勞力外，一般“大呼壟”的集體出工，凡是有子女拖累的，可以少參加甚至不參加，讓李家家獲得精神上和行動上的雙重“減負”。那時農村分配貫徹按勞取酬原則，勞動工分成為唯一的分配尺度，農民基本口糧，即按人頭按年齡攤分的60%的糧食，大隊和生產隊一般無權扣減，隻對少數違反勞動紀律或者犯有其他嚴重錯誤的社員，才能用扣減基本口糧的“硬措施”給予製裁。李家家安分守紀，自己和4個兒女的基本口糧照吃不誤。公共食堂下放前，李家家一家5口（司徒無病行蹤不定，基本口糧由生產隊扣發），從公共食堂領取的口糧飯，雖不夠吃，但也半飽，再忍點饑餓，加點代用品，就能勉強度日。1961年中秋節前，司徒高滿兩周歲，可除了食堂裏的缽子飯，家中一無所有。母親無奈，顧不得崽女光股露臂，悄悄地拿上每人1.5尺的布票，去會同寺街上換回1斤2兩豬肉，米飯加上代用品，一家大小總算吃了個滿飽。後來，代用品越發難找，李家家就發揮她的一技之長，常常去田邊地頭或者大山嶺上，尋找哪些無毒的野草充饑，她將“百草是藥”改為“百草是糧”。在兩年有餘的苦日子期間，隻有幾歲的小司徒高實為有幸，母親節省一點，哥哥姐姐少吃一點，就能脹大小司徒高的小肚皮。司徒高能有超過中國人平均水準的高個兒，苦日子沒有真正挨餓是個重要因素。
這，難道不正是“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