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用體細胞克隆的動物與它的“母體”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這個問題似乎問得奇怪，因為所謂“克隆”，就意味著“複製”，它產生的過程猶如在複印機裏複印文件，複印出來的“拷貝”怎麼會與原件不相同呢？但是，且慢，這裏的確還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以我們人類來說，如果今後應用克隆技術真的可以複製人類了，是不是真的就能複製出一模一樣的另一個你或者我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克隆技術隻是針對人類的遺傳基因來說的，運用克隆技術，我們的遺傳基因的確是被複製了，但是這個複製卻並不包括記憶、思維等人類後天獲得的性狀。這樣的話，你和克隆的“你”雖然有著完全相同的遺傳信息，在外表形象上毫無兩樣，但是，你們兩個人的自我認同卻絕對不會雷同。因為你們的發育過程雖然都是照著遺傳信息的指示開展的，都拿著遺傳基因授予的“尚方寶劍”，但是，外界環境的刺激，仍然會影響你們兩個人的發育結果。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神經係統方麵，因為外界不同的刺激會主導神經網絡不同的結合。由此可見，沒有兩個人擁有完全相同的自我意識，你和克隆的“你”決不可能自始至終“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另外，從生物發育學的角度來看，體細胞在遺傳上雖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當一個體細胞核放到卵子的細胞質裏以後，它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卵子細胞質的影響，我們雖然還不知道這種影響將會達到何種程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勢必會給克隆出來的“你”造成與你不同的後果。
因此，人們以通常的眼光認為克隆就是百分之百的複製，這是不嚴謹的。
克隆技術與人類的種種衝突
眾所周知，人類傳統的生育模式是有性繁殖，也就是說，後代的誕生需要有母親的卵子和父親的精子。而克隆人則是無性繁殖，它不僅打破了人類通過母親卵子和父親精子結合誕生後代的常規，而且還徹底打破了後代隻能繼承前輩的遺傳特性卻有別於前輩的框框，複製出兩個乃至更多的遺傳特性完全相同的人。
克隆人的生育模式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生育模式，它不一定非要男性不可，也不需要精子的介入，隻要有體細胞核和去核卵子即可，這樣的話，單身女子也可實現非傳統的、卻是正常的生育過程了。
對於單身女子來說，她可以取出自身乳腺細胞的核，移植到自己的去核卵子中形成一個重構卵，再將重構卵移植到自己的輸卵管中，即可發生正常的懷孕了，重構卵在自己的子宮內發育成胎兒並且分娩。
這種“自己生自己”的生育模式，與傳統的生育模式是格格不入的。
克隆技術與人類的不相容更多地表現在它與現有的社會觀念的衝突上。
首先是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的衝突。
從多利的誕生，我們已知複製人是可能出現的事情。一旦克隆人誕生了，也許他在科學研究上很有價值，但他又顯然會帶來許多倫理問題。人如能在實驗室裏被“製造”出來，這將使人喪失人之尊嚴和人的生命感。如果更進一步思考，可能會有人將人類的成熟細胞核移植於豬、猴或其它動物的去除了染色體的卵細胞中，“製造”出人與動物的雜種，甚至還可能“製造”出人類難以控製的種種怪物，這對人類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從整個人類社會來考慮，複製人的價值是負麵的。當科學價值與社會價值發生衝突時，我們自然應當以社會價值作為衡量的標準。正如《醫學倫理學學報》主編理查德·尼科爾森博士所言：“從技術角度來說，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但是，如果這項技術具有讓某個瘋狂的人試圖複製他自己的巨大危險，又有什麼價值呢？”
其次是個體與群體的衝突。
如果一對夫婦帶有遺傳病的隱性基因，想通過無性繁殖得到“後代”；或者一對夫婦的幼兒麵臨死亡，而無性繁殖又能將幼兒複製出來，那麼人體克隆技術對於這對夫婦來說，當然是一大福音。但是，如果這種行為一旦成為可能，難以想象會出現怎樣的後果：也許，某個犯罪集團頭目會利用這種技術複製一些犯罪分子去作案；也許，某些婦女會以此製造一些“後代”，從而擺脫男性，建立一個女權社會；也許，某些統治者會利用它“製造”一些智力低於人類的人，當作奴隸等等。很多現在還很難想象的事，或許就會因此而發生，從而出現難以控製的局麵，危及人類整體的利益。由此可見，個體價值服從群體價值是人類社會的一大準則。
第三是新問題與舊規範的衝突。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是由相對穩定的數千年曆史作為積累的，在這不算太短的時間內，人類選擇了適合於自己這個社會的若幹規範，假如改變這些規範必然會對整個人類社會造成震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