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對周口店北京人遺址13個包含化石和文化遺物的層次作了分析，分為早中晚期。對它們的年代用多種方法進行研究，推定為70萬—40萬、40萬—30萬、30萬—20萬年；繼北京人之後，在陝西藍田的公王嶺發現了不晚於80萬—75萬年前的藍田人化石；在雲南元謀發現170萬年前的元謀人；以後又發現200萬年前後的巫山人和更為古老的古猿化石。基於這些發現，我國學者提出了東亞這塊土地是人類起源的又一個發祥地的觀點，受到學界人士的重視。
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總數超過一百處。通過發掘研究，建立了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文化的序列。同時，從文化麵貌上既可看出它們之間有承傳關係，又可看到南方與北方的舊石器文化存在差異，存在南北兩個係統和包括若幹地方文化的信息。由周口店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研究，進而擴大至全國各地的調查與研究，引出了一係列成果，反映了我國古人類與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發展，也說明周口店遺址在中國古人類與舊石器考古學中所處的重要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周口店遺址的發現與研究，不僅為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人類起源的研究開創了全新的局麵。
八千年前的骨笛
1987年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了《八千年前七孔骨笛和甲骨契刻符號在河南舞陽出土》的報道，引起學術界、特別是音樂史工作者的高度重視。1989年1期《文物》上發表了黃翔鵬教授的《舞陽賈湖骨笛測音研究》，使人們對這一發現產生了濃厚興趣。但也提出了，許多問題，諸如八千年前的古代先民怎麼能創造如此高的成就？這些骨笛或它們的年代可靠嗎？……
提出這些問題也並不奇怪，因為比它晚兩千年的西安半坡遺址中出土的陶塤，隻能吹出一個二度音程；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塤，能吹出一個小三度音程，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比它們要先進得多呀！
舞陽出土的骨笛並非一兩支，在舞陽發掘的14座史前墓葬中均有出土，在文化層中也有發現，總數超過20支。其中有的墓中隨葬2支骨笛，還有陶器等其它隨葬品，它們的年代沒有問題。同時，這些骨笛有的保存很差，個別墓中的骨笛有殘損，多數則保存完好。已知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之分，經測試，分別能吹出四聲、五聲、六聲、七聲音階。根據同出的其它隨葬品，可以區分出三個不同階段的遺存：
1早期，距今約6600—7000年BC；
2中期，距今約6200—6600年BC；
3晚期，距今約5800—6200年BC；
音樂史工作者對它們的出土尤感興趣，因為對這批骨笛的研究，有可能解開遠古時期音樂發展的一些奧秘。據研究，對這三個階段的墓中出土的骨笛進行比較，從中確實可以看出骨笛在這一期間不斷進步的過程。這是十分寶貴的。
早期墓葬中發現的兩支骨笛，一為五孔、一為六孔。經測音可知，當時能發出自然的四聲音序。但這兩支笛的簡音與主音的位置不同，可以奏出情調差異很大的樂曲，反映了賈湖居民對音樂的追求所出現的變化。中期出土的骨笛都開七孔，不僅可以吹出五聲、六聲音階，還可吹出七聲音階。晚期骨笛則除了七孔外，還有八孔，因而除能吹奏七聲音階外，還出現了變化音。
他們從骨笛的自然音序中還看到了如下變化：從賈湖出土的兩支骨笛可以推測，9000年前已掌握了四聲音階。但經過一些時間，又掌握了五聲音階。到中期時，如果用叉口的方法加以控製，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聲音階。在演奏時，已經具備吹奏完整七聲音階的能力。到了晚期，似向更高的層次過渡。因為它可以吹奏出不同調高的七聲音階，可以根據吹奏者的需要進行轉調——骨笛本身己具備了轉調的條件。
音樂家們還用上述骨笛作了吹奏實驗。用這些骨笛，可以吹奏《一人一馬一杆槍》《五姊妹梳頭》《說家鄉》《孫中山先生之歌》等流傳在河南舞陽附近的民歌；還可吹奏《金雞嶺》中薑子牙唱的《孔仙兵阻金雞嶺》這個唱段。
舞陽骨笛是用鶴的尺骨製作的。由於每隻鶴的尺骨的長短、粗細、骨壁的厚度均不相同，給骨笛的製作帶來很大困難。特別是鶴尺骨的內徑為異形管，如果沒有長期的製作經驗，要在上麵鑽出符合人們要求的理想的音高，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看出，舞陽人在製作骨笛時，先要選材，再加工成坯，然後再開出想要得到的音高的孔。
從出土的骨笛上可以看到，早期的骨笛上沒有計算的痕跡，可知是憑借製作者的經驗而製成的，說明當時已經掌握了骨笛製作的一定規律，正處於五度律的高度使用期；中期的骨笛上大多有計算刻孔位置的痕跡，表明它們是在五度律基礎上向七度律和平均律過渡中的產物。在早期骨笛的音程關係中，已經具備了純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因素，中晚期骨笛正是這種因素的擴大與實踐。到晚期已形成多種七聲音階。從它們的製作情況看，當時對骨笛開孔時，是因骨管不同而決定開孔的位置，說明舞陽人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製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