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河姆渡出土的資料一次次引起了學界的震動，但大家當時最關心的是文化的年代問題。20世紀7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工作仍集中在黃河流域，河姆渡遺址偏隅東海之濱，沒有可資比較的“鄰居”，年代問題急需科學的測定。197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實驗室首先對河姆渡出土的橡子果實和含稻殼的陶片進行了碳14的測定；1976年，北京大學考古實驗室又對木頭標本進行了測定。通過數據的整合，可以肯定，河姆渡遺址最早的文化堆積距今已經有6000—7000年之久。在黃河流域發掘的仰韶文化村落——半坡遺址遠近聞名，河姆渡的這個年代數據比半坡還要稍早一些。當時的學界普遍認為黃河是中國文明的搖籃，這一消息顯然是撼動世界的重要發現。自然也會有一些人對個測定結果提出疑問。為了更可靠的確定遺址年代，1977年發掘時，北京大學考古實驗室特地派專家親臨遺址，現場采樣，通過對四個文化層不同樣本的測定和校正，河姆渡遺址第三、四層的年代距今7000——6000年毋庸質疑。
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河姆渡人的生活圖景在我們的眼裏逐步清晰起來。
考古學家重視陶器群的研究，因為陶器是新石器時代最為豐富，地域特征也最為突出的一類文化遺物。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器很特別，人們稱其為“夾炭黑陶”。由於在陶土中羼雜了植物莖葉，燒造火候又較低，加上缺氧，使陶胎中的有機質僅僅達到炭化的程度，使陶器的表麵呈現為黑色。根據專家的分析，河姆渡的夾炭黑陶是在製陶的黏土中有意加入炭化的植物莖葉和稻殼所致。這些植物莖葉和稻殼事先經過燃燒炭化，然後摻入黏土再加水拌和，這樣可以減少陶坯的幹燥和燒製過程中收縮而產生的開裂，提高陶器的耐熱性能。當時的陶器主要是手製，一般分幾個部分做好口、肩腹部和下腹部連底部，然後再拚接成完整的器物。河姆渡的陶器明顯的特征是有一周周的凸脊，這並非是裝飾的功用，而是為了加固器物的拚合接縫部位。不過這種拚接的技術，使河姆渡陶器有其獨特的造型和藝術性。
河姆渡人的生產工具中除了大量的石器以外，骨器、角器和木器也占有相當的比例。當時的編織和紡織技術十分發達。在發掘中，普遍發現有葦席的殘片。當時的湖沼中一定盛長蘆葦，因此智慧的先民原地取料，剖成細薄的長條，編織葦席。根據研究，當時的葦席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的用作承托屋頂（這在現在農舍還十分常見）；有的編織考究，當為室內鋪地之用；還有的用於分隔房間或是鋪於窖藏的底部，使用十分普遍。搓繩技術也被廣泛使用，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陶罐上還留存著係耳的一段粗繩索，還發現了一條長達2米的細繩子，其長度可謂全國史前遺存之最。盡管遺址中沒有出土紡織品殘件，但是大量的紡輪和經專家辨識的作為紡織工具的骨器的出土，表明當時的紡織技術水平也不容輕視。
手工業生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遺址中發現的漆器。1977年發掘中出土一件漆碗，胎為木質，器壁表麵有一層薄薄的紅色塗料，微有光澤，橢圓形器的口徑大約是長徑106厘米、寬徑92厘米。經過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紅外光譜測定，這種朱紅色的顏料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皮的裂解光譜圖相似；同時，科學院植物所的專家也從植物樣本中，通過孢粉分析找到了漆樹的花粉；通過科學測定，漆器終於得到公認，它使我國使用生漆的曆史提早到了7000年以前，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國家。
河姆渡人可能當時已經使用了筏，盡管沒有見到實物。但是遺址中出土了木槳、藤條、繩索等相關的遺物可作旁證；另有一堵木構板牆中，發現一塊中間被挖空的木板，根據形狀分析，應是廢棄的獨木舟，被再次利用來作板牆。由於發掘集中在居住址內，所以見不到交通工具亦在情理之中。可貴的是，我們看到了陶製的獨木舟模型；另外遠在山東長島的史前遺址中，也有發現與河姆渡遺址類似的陶器出土，因此，河姆渡人的水上交通能力，可以通過分析略知一二。
在居址中發現的水井遺跡可謂是河姆渡人的另一個驕傲。因為中原地區發現的水井很少，最早的一例年代也要比河姆渡晚了兩千多年。河姆渡的水井又是中國發現的最早實例。水井是以定居生活和穩定的農業為前提的，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重大。此外，遺址中同水井有關的出土物是大量樟科類的植物葉片，其中不少種類屬於藥用植物。這和水井的開鑿使用一樣，改善了當時的衛生條件，對河姆渡人的體質健康和人口繁衍十分重要。
談到農業，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中國最為豐富的史前稻作遺存。由於保存環境良好，遺址內發現的稻穀遺留，在出土時色澤鮮豔，外形飽滿，可惜出土後馬上變色炭化，我們隻能通過彩色照片的記錄來保存這些珍貴的資料。稻穀類遺存的出土狀況，一般是蘆葦莖葉、稻草、稻穀、穀殼和木屑殘渣等交互混雜的棕褐色堆積，在遺址中層層疊壓。厚度從10—40厘米不等，最厚的有70—80厘米。有學者推斷，原先的堆積厚度超過1米。如以其中約1／4為稻穀和穀殼來估算，換算成稻穀就有120噸以上。這簡直是個驚人的數字。不管推算誇大與否，河姆渡出土稻穀的數量無疑是全國第一，甚至在世界的史前遺址中也十分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