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朱子學與陽明學，二者之間有同有異，差異似是更大一些。在追求聖人之道做學問的過程中，一旦選擇了儒學之路，兩個人都不曾動搖過，這是兩人的相似之處。但朱熹更注重苦讀與向師友求教，也就是說，朱熹是通過勤學苦練最終達到聖人之境的。王陽明則與朱子不同，他更注重內省與體驗，即“存心涵養”，王陽明是通過不斷地克服內心的種種苦惱與痛苦，才慢慢體會出真正的人倫之道與儒家之道相符，這才轉而篤信儒學的，這也是王陽明提倡的新儒學被後世稱為“心學”的原因所在。
在王陽明之前，鮮有人對朱子之學提出懷疑。而今王陽明卻向眾人說：“向心內求理，方得真知。”“心即理也”格物窮理，不從物去“格”，而先要從自己的內心去“格”。王陽明此論一出，便在當時的學者士子中引起嘩聲一片，何方狂士，竟然連朱熹的《大學》格物之學也敢質疑。一時之間，眾說紛紜，王陽明也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他提倡的新儒學甚至被視為異端邪說，讓那些正統學者談之色變。
天下蒼蒼，人海茫茫，孤膽英雄也有一二知己在。就在王陽明被淹沒在眾人一片質疑聲討中時，有一個人竟然逆流而上，勇敢來到他身旁。這個人就是湛甘泉。
湛甘泉（1466—1560），明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湛甘泉幼年喪父，由母親陳氏獨自撫養成人。天性聰敏的他十四歲入學，十六歲即入廣州庠就讀，明弘治五年二十七歲的他考中舉人，二十九歲前往江門求學於陳獻章（號白沙），從此潛心研究心性理學。
這陳獻章可也不是個一般人物，他與婁諒師出同門，同為吳與弼的高徒。陳獻章在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創立了自己的“主靜心學”。所以有人也把陳獻章視為陽明心學的前輩。
俗語說嚴師出高徒弟，有嚴師耳提麵命，再加上湛甘泉自身的刻苦用功，數年間他的學業大進，深得老師陳獻章的賞識，被視為白沙學說的衣缽傳人。湛甘泉在同陳獻章學習“主靜心學”的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隨處體認天理”學說。這陳獻章也真稱得上一位賢師大儒，他允許自己的弟子去發展自己的新學說、建立新門派。湛甘泉晚年堅持講學，門人弟子滿天下，他九十多歲還去遊覽南嶽，一生著述極豐。這自然是後話。
弘治十八年（1505年），就在王陽明回京師欲授徒講學的這一年，已經四十歲的湛甘泉進京趕考，一舉考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當時的主考官張元禎和楊廷和見到湛甘泉的答卷後，曾對他嘖嘖稱讚：“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此。”
王陽明曾拜見大儒婁諒，湛甘泉是陳獻章的衣缽傳人，而婁諒與陳獻章又師出同門，如此說來，王陽明與湛甘泉之間不能不說有一份奇緣。兩人於這一年在京師會麵了，那是明代新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次會麵。二人會麵之時，王陽明對心學還沒有十分深刻的了解與清晰的發展方向，但他們二人的學說都以體認為主，這為他們日後共同致力於提倡聖學奠定了基礎。二人投緣，一見定交。
有了湛甘泉的支持與加入，王陽明不再猶豫，他與湛甘泉一起投入複興聖學的忙碌中，在京城大張旗鼓授徒講學。
頗為讓人遺憾的是，後來，他們二人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到晚年，二人的觀點甚至變得水火不容，湛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王陽明則轉向“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學。湛甘泉自稱“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陽明心學與湛甘泉的體認之學被稱“王湛之學”，兩大學派在互相批判與對峙中各自得到繁榮發展。清代大儒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言：
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即未必仍宗其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盡管後來湛學沒有王學那般興隆，但王湛之學，都曾在明代儒學發展史上綻放過絢爛的光華。而王陽明與湛甘泉，盡管後來在思想上產生分歧，在學術上分道揚鑣，但二人的友誼卻綿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