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誌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誌之未立耳。故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所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誌矣。
……
在王陽明看來，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立誌尤為重要，此教條也被赫赫列於篇首。王陽明更加明確地告訴弟子們，“立誌”的目的是為了成為聖賢。這一點，他自己一直是身體力行的。自宋以來，做學問的目的不再局限於科考中舉，而在於成聖賢，但如此強調做學問要先“立誌”的人，王陽明卻是第一個，這也是陽明學的一大特色。在王陽明弟子們為他輯錄的《傳習錄》中，也曾用大量篇幅記錄了王陽明和弟子們講授立誌之事。
立誌之後是行動，勤學是唯一途徑。但即便聖賢之人，也難免會有過錯。關於這一點，王陽明並不是教弟子們如何杜絕過錯，而是教他們要勇於改錯。他還教導弟子們如何與人相處，說“責善，朋友之道”……
這篇教條，實際上可看作龍場書院的學規，它絲毫不亞於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它甚至比朱熹之文更充滿一種循循善誘的溫情。
陽明先生，龍岡書院，在偏遠的貴州西南地區，名聲越來越大。越辦越紅火的龍岡書院最終把一個人給吸引來了。這個人就是貴州提學副使席元山。
正德四年（1509年）的某一天，滿懷好奇之心的席元山走進了王陽明的龍岡書院。這一年，王陽明三十八歲，席元山已經四十九歲。
席元山（1461—1527），名書，字文同，號元山，四川遂寧人，後任禮部尚書，嘉靖六年（1527年）又加封為武英殿大學士。席元山一向非常推崇陸學，曾著有《鳴冤錄》為陸辯解。彼時，他也在貴陽開了一家書院授徒，書院卻辦得慘淡不濟。聽說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又在龍場興騰騰地辦起書院講學，便跑來向他取經求教。用王陽明後來給席元山的祭文中的評語，這席元山也是一位“清正廉潔，光明磊落”之人，是真正的豪傑之士、社稷之臣，在做學問方麵，更是“超然遠覽”，繼承了聖賢之道。也是，堂堂貴州提學副使，翻山越嶺從貴陽城來到這偏遠的龍場驛，虛心向一位被朝廷貶謫的小小驛丞求教，足見席元山的氣度識見非同一般。
他此次來龍岡書院找王陽明，是帶著一個很大的學術疑問來的——朱陸異同，也就是朱熹的“朱子學”與陸九淵的“陸子學”之間的異同。朱熹與陸九淵，兩位南宋的大理學家、思想家，他們在世時就因彼此的觀點不同而互相吵架，到了後代，“朱陸異同”就成了讓讀書人既關心又糾結的一個學術難題。有支持朱子之學的認為“格物致知”是正統，有支持陸子之說的稱之為“心學”。不說別人，單說王陽明身邊的親朋師友們就曾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當年的首輔內閣元老李東陽向王陽明提過，他以為朱、陸各有道理，但朱子之學更易入手。龍山公王華則認為朱熹讓人全心全意讀書求理是對的，隻有把這世間書讀透了才能悟得事理。在京城與湛甘泉講學時，二人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湛甘泉力挺陸九淵的學說，又自己從中提煉出“隨處體認天理”的新學說……
首次會麵，席元山開門見山，直奔“朱陸異同”——他讓王陽明談談朱陸之學到底有何異同。麵對席元山一臉的急迫，王陽明不由啞然失笑。一把年紀的人了，趕了那麼遠的路來，喘息未定就急急拋出這麼一個問題來——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是的，在現在的王陽明看來，“朱陸異同”根本就沒有爭論的必要。前輩們各執一詞，都不夠全麵而有失偏頗。他也不去反駁也不去明確回答，隻滔滔不絕地給席元山講開了自己在龍場悟得的那些道理。朱熹提出“格物致知”說，是要人從外界萬物去求理，也教人通過讀書來求理，可天下的事物那麼多，哪有窮盡的那一天，讀再多的書如果不能從心裏來消化也不過是個書袋，所以，格物的功夫應該從自心上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