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讚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複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
仆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仆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雲：“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許是覺得自己前一封信闡釋得不夠詳細，王陽明很快就給徐成之發去第二封信。在這封信裏，他依然在勸二人放棄“朱陸之爭”。徐成之與王文轅的爭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時人的眼裏，推崇象山之學的，以為象山之學“專以尊德行為主”，王陽明卻指出象山之學也教弟子讀書求理；推崇朱子之學的，以為朱熹“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朱熹也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朱、陸同時都在“尊德行”“道問學”上下功夫，隻不過方式不同，側重點也不同而已。徐、王二人彼此爭論不休，認為彼此所論都有失偏頗：“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從這兩封信中可以看出，在“朱陸異同”這個問題上，彼時的王陽明依舊采取中立調和的態度。盡管他早已與朱子學的“格物窮理”分道，對陸子之學更為推崇，但他依舊不否認朱子之學對他的惠澤。當然，他也在信中為陸學蒙冤四百年而叫屈。這種溫和的中立態度，王陽明一直保持了好久，直到晚年，他才徹底公開反對朱子之學，而積極提倡陸學，但也同時指出陸學中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粗陋之處。
王陽明的這種溫和的態度與當時朱子學一統天下的現狀有關。他要在京城立足，將自己的心學體係發展壯大，要讓眾人完全接受他的心學思想，還要假以時日。
2 弟子朋友 一一惜別
隨著王陽明在京城講學聲名的日益興隆，他的門下聚集了越來越多的門人弟子。在王陽明的眾位弟子中，有一位叫方叔賢的顯得尤其特別。因為他原本是王陽明的上司——正德六年正月，王陽明出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時，方叔賢是吏部郎中，正是王陽明的頂頭上司。
因為工作關係，王陽明與方叔賢要經常打交道，在頻繁的交往中，方賢叔越來越為王陽明的學問思想而著迷。某次交談後，感覺深深受益的方叔賢提出要向王陽明行弟子禮。王陽明自然不允。他如何敢收自己的上司為徒？這方叔賢卻也是個執著的人，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還是拜到了王陽明的門下，成為王陽明一位特殊的學生。可惜方賢叔因身體原因，於這年冬天就辭職返鄉，回到西樵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