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別在即，別情依依，王陽明一口氣寫了四首詩，總題為《別方叔賢四首》（《王文正公全書》卷二十）送與這位特殊的弟子。
第一首詩，王陽明傾訴依依惜別之情、期待重聚之意：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
料得楚雲台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後麵三首是論學之詩。在第二首中王陽明寫道：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
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否？
這首詩的大意是說：如同孤雲浮於天際一樣，虛中有實，實在有虛，死讀書是無法悟道的，希望你能靜下來看看伏羲創立的八卦，看其中可有一處是多餘之筆。王陽明這是在告誡弟子，不要陷於朱子學的“讀書窮理”之弊端。第四首詩中，王陽明如此寫道：
道本無為隻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
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這首詩裏，王陽明更加明了地告訴弟子如何求道：道在心中，無須去往那天台仙場，也無須去世外桃源，一切都靠自悟自得。
幾首別詩，既有不舍的惜別之情，又有對弟子修學悟道方麵深情的寄語與叮囑。除這四首別詩之外，王陽明還寫了一篇《別方叔賢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文中記載了師徒二人相識始末及方叔賢的修學之路：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誌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誌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誌，叔賢亦可謂善變矣。
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
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在王陽明眼中，方叔賢做學問的態度堪比北宋大儒張載（又稱橫渠先生）。舊日張載到京城後，一邊做官，一邊講學，每日坐於虎皮之上，向弟子們講授。後來還是書生的二程也來到京城，二人前來拜會張載，與之談起《周易》。張載自歎不如，第二天就撤掉了他講學常坐的虎皮，對弟子們說：“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方叔賢位高而不惜拜下屬為師，在王陽明看來也是一種“無我之勇”的聖人之道。
正德六年十月，王陽明再次升遷，由清吏司主事升任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負責文官的銓考。與此同時，湛甘泉也被任命為出使安南的使者。一對共同致力於聖學複興的好友就要別離，王陽明也寫了兩首別詩——《別湛甘泉二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在第一首詩中，他這樣寫道：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
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
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
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
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邱。
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王陽明送別湛甘泉的步履如此之沉，顯然不僅僅為著那份兒女情長，他被更深的擔憂所纏繞。所憂何來？通過前麵講述，我們已經得知，王陽明和湛甘泉都更接近於陸學，而彼時的思想主流卻依然是朱子學。兩人共同致力於聖學複興，在當時來說已是艱難，而今，湛甘泉又要離開，隻剩下王陽明一人自然更是勢孤力單。湛甘泉走了，偌大的京城裏還有誰能理解他心中的憂慮呢？
困厄之中，向心內尋求力量。王陽明向來都是如此。在第二首詩的末尾，王陽明筆鋒一轉，離別的感傷，就被充滿希望與期待的陽光代替：
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