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
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
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
南寺春月夜，風泉閑竹房。
逢僧或停楫，先掃白雲床。
不管世事如何艱險，倡導聖學的路上有多少阻礙，王陽明依舊相信聖學之道不會墜落，他和湛甘泉也終有再會之日。到那時，他們就可以選擇一處清雅靜謐之地，一起切磋學問。事實上，在湛甘泉將要離開之際，王陽明已派人在浙江的蕭山和湘湖附近買了一塊地，建了一座草庵。他和湛甘泉相約，日後一起去那山清水秀之地再倡聖學。
送別湛甘泉，王陽明也作了一篇《別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集》卷七）：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
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
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複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獨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
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誌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
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誌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誌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
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複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在這篇別序中，王陽明除了介紹聖學的發展和他與湛甘泉二人友情深厚、誌趣相投之外，有一點尤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他對朱熹的態度。他提到了二程，卻沒有提到朱熹，然而他對朱子學的態度又暗含其中，他講自周、程之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這其實就是在暗中批判朱子之學陷入支離。
方叔賢走了，湛甘泉走了，到了正德七年（1512年）冬天，黃宗賢也因病返鄉，王陽明再一次痛別好友。為此，王陽明作了《別黃宗賢歸天台序》（《王文成公全集》卷七）：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複，匪自外得也。
心猶水也，汙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複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
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汙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
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誌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嚐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麵。
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為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