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別序中，王陽明說黃宗賢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誌聖人之學”，麵對王陽明的講授，他每每都是一臉求學若渴的樣子，讓王陽明欣慰又感動。如今卻不得不因病惜別，讓王陽明痛惜又不舍。文中，王陽明再次申明“理歸於吾心”這一觀點，把“克己去欲”視為“磨鏡”的實踐修行功夫，同時他認為《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是錯誤的，這其實又是一種對朱子學的批判。
縱觀王陽明在京城講學期間的學術與思想活動，可知此時的王陽明在心學發展上又進了一層，他更加完善了他的“知行合一”思想，“磨鏡論”為他晚年的“致良知”打下了基礎。與弟子們討論“朱陸異同”的過程中，他對朱子之學表麵上似還是調和態度，內心裏對其已表現出排斥與反對。
與他一起講學的好友與弟子，或病或遷，一個個離開京城、離開王陽明，讓他的心常常陷入一種無端的孤單與落寞。講學之餘，他常同弟子們到京城附近遊山逛水，他最喜歡的去的地方依然是那些深山幽境中的寺院。“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在一首題為《寄隱岩》的詩中，王陽明再次表現出這種歸隱之意來。王陽明是一位積極入世的儒者，但他的骨子裏從年少時期就積存的那種羨慕神仙逍遙的出世思想，總會時不時抬頭。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糾結，一直到他年老，這也是讓王陽明一生痛苦的一個根源。
3 歸省返越 滁州講學
正德七年三月，四十一歲的王陽明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在這一年中，方叔賢、黃宗賢、徐愛等都曾跟隨他，聽他講學布道；也是在這一年，他的弟子黃宗賢、鄭一初相繼因病離開京城，讓王陽明心中頗覺遺憾，他甚至時常生出一份遁世之意。
這年十二月，王陽明被任命為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太仆寺掌管南直隸馬政，少卿為副官員），要離開京城到南京赴任了，他在京城的講學生涯也不得不中止。所幸，這次與他一同被任命的還有徐愛，他被任命為南京工部員外郎。師徒二人一起登舟沿運河南下，一路上遊山看水。運河兩岸的風光依稀如昨，王陽明的心情卻與那年離京趕赴龍場時截然不同。
在舟中，他常常給徐愛講解《大學》。
一直以來，朱熹所講解的《大學章句》被當時讀書人奉為最正確的學說，當時的讀書人幾乎人人都在學習，並將此解說奉為信條。王陽明卻對朱熹的諸多解說持不同意見，他的觀點，就連一向悟性極高的徐愛也難免不能理解接受。王陽明倒也不急，一遍又一遍，諸條諸字地向徐愛解釋。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隻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嚐離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都得之。”
愛問：“至善隻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歎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隻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麵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隻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請求否？”
……
——《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一路給愛徒徐愛答疑解惑，徐愛由最初的諸多蒙昧不解，到慢慢理解，再到欣然接受，竟有長睡醒來、混沌初開之感。這些在旅途中的點滴講解，及王陽明平時對弟子們的講授，後來被徐愛細心記錄整理編纂，正德十三年（1518年）春，這部凝聚著王陽明的心血與思想結晶的《傳習錄》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