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於學，如農夫種田，立誌則如播種良種，其關鍵處在於要端正態度，再通過正確的學習來實現自己的誌向；若是態度不端正，就如播下雜草毒苗，再怎麼用功也是徒勞。王陽明以淺顯易懂的農夫種田為喻，希望弟子能端正態度，居敬以持誌，最終實現自己的理想。
關於立誌，朱熹也十分重視，他曾言道：“人之為事，必先立誌以為本，誌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誌，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隻是虛言。立誌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與王陽明一樣，朱熹在強調立誌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了“居敬以持之”的重要性，但王陽明明確指出立誌為學問之根本，而朱熹並未認識到這一點。
正德九年（1514年）秋，王陽明的弟弟守文來南京從學於王陽明，直到第二年夏季才返鄉。守文是王陽明的二弟，為王華的續弦趙氏所生，王陽明唯一的妹妹也為趙氏所生，後來嫁給徐愛。另外，王陽明還有一大弟守儉、三弟守章為王華妾室楊氏所生。在王陽明的眾兄弟姊妹中，二弟守文最是好學，兄弟二人平素感情深厚。手足情，師徒誼，別離之際，王陽明切切叮嚀諄諄教導，讓人讀之動容。
示弟立誌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誌。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誌。誌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汙下者，凡以誌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誌，然後可與共學。”
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誌，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誌，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誌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立者，誌立也。雖至於“不逾矩”，亦誌之不逾矩也。誌豈可易而視哉！夫誌，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誌不立則氣昏。
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誌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複知有其他，然後此誌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隻責此誌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功，隻責此誌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誌，即不怠；忽心生，責此誌，即不忽；懆心生，責此誌，即不懆；妒心生，責此誌，即不妒；忿心生，責此誌，即不忿；貪心生，責此誌，即不貪；傲心生，責此誌，即不傲；吝心生，責此誌，即不吝。
蓋無一息而非立誌責誌之時，無一事而非立誌責誌之地。故責誌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行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