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雖然這五種體例各有區別，但它們卻是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司馬遷在著《史記》的同時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覺地繼承了孔子的事業，他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司馬遷並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別由於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
自古以來，權貴富人生時顯赫，死而名滅，多到不可勝數，隻有那些具有堅強毅力而做出一番事業的人才能名垂後世。這就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一唱三歎、反複申說的“發憤著書”說。
受李陵之禍後，司馬遷的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從個人的悲怨中解脫出來，發憤撰述，出獄後任中書令，雖受尊崇任職卻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中，成為“一家之言”，表達了鮮明的愛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難，揭露專製統治的黑暗，留下了寶貴的實錄作品，這一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脊梁。司馬遷自題其書曰《太史公書》，東漢末通稱《史記》。
“巔峰之作”
史家之絕唱
《史記》是我國曆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曆史學方麵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年—101年）年間，全麵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麵的曆史發展，是我國古代曆史的偉大總結。
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曆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曆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脈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麵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王侯的曆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曆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係。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誌》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司馬遷把一生全部貢獻給了《史記》，司馬遷和《史記》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評價司馬遷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也就是評價《史記》的地位和影響。《史記》是一部空前的曆史巨著，同時也是一部傑出的傳記文學名著。也就是說，司馬遷集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於一身，在中國封建史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天才。
“趣聞軼事”
漢太史司馬遷祠
司馬遷的祠墓位於韓城市南10公裏芝川鎮東南的山岡上，東西長555米，南北寬229米，麵積4.5萬平方米。它東臨黃河，西枕梁山，芝水縈回墓前，開勢之雄，景物之勝，為韓城諸名勝之冠。
祠的北側，斷崖壁立，高約百米。在祠前憑高俯視：黃河繞其前，芝水漾其左，西枕梁山之岡，南臨千仞之壑，山彙水抱，氣勢雄渾，以形容司馬遷的高尚人格與壯麗事業，給人以人傑地靈的深刻感覺。
祠院四周都是用磚砌起的數仞高的圍牆，遠瞻俯瞰，非常雄偉。院內有數十株參天古柏，再加上競芳花木，充分顯示了司馬遷的偉大人格。
大規模擴建太史祠，是清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現在為求鞏固，又將堂基及右岸用灰磚三層，從外嚴加封裹。基下左側溝澗，自東繞而前，也填溝數丈為神路，並用磚石砌成九十九層台階，拾級而上，高入雲表。國家投資230萬元對祠台和北坡進行了加固維修。從芝川鎮到祠墓三公裏遠的油路已經鋪通，路兩旁有鬆柏觀賞樹，現在這裏除參觀祠墓外，還有四個展覽室。
從建築角度講，太史祠雖然建築規模不大，形式氣派卻和司馬遷的人格、文章、事業一樣，超拔於群。它是依據山嶺的天然地形，不受中國建築傳統對稱布局限製，經過精心擘劃，建築成高峻挺拔、氣勢雄偉的太史祠，和周圍環境非常協調。